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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是谁抢占了民富的资源与机会?

——兼对一种反对“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方式转变观点的质疑

作者:赵俊臣  时间:2011-12-09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赵俊臣

  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确定什么样的经济改革方向,迟福林教授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研究者们出版了《民富优先》、《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两本书,明确提出,新阶段的转型与改革,应是以民富优先发展为导向、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获得了社会一致的认可,正在影响着决策层的重大决策。

  最近看到有位高龄老先生朋友发表不同意国富优先发展模式向民富优先发展模式转变的文章,心里很高兴,觉得不同意见之间的学术争鸣有利于判清事实、辨明真理、分清主次,求得共识,是大好事。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的不许讨论、不许批评的“统一思想”“一致同意”那一套,事实证明不利于思想观点“越辨越明”的规律,反而表明了他们是在“做贼心虚”。现在高龄老先生朋友发表不同意见,这有利于国富优先发展模式向民富优先发展模式转变的观点的完善和普及,确实是大好事。

  但是对高龄老先生朋友文中的一种观点不能同意,特提出质疑与商榷。

  高龄老先生朋友认为,国富优先发展模式向民富优先发展模式转变的观点是把“国富”与“民富”并立和对立起来了,因而并不确切。当然,如果死扣字面,我们国家目前确实是国家还不富,人均GDP不到日本的1/10,仍列世界第100名之后;人民还不是所有人群都处于贫穷,有极少一部分人群已经很富很富,消费了居世界第二的奢侈品。这样研究问题也是一种角度,而且,我们国家虽然跃居“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发展质量还有待提高,结构有待调整,粗放式增长方式有待转变,这样研究也有其研究价值;少数人先富起来并没有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且有的违法暴富、侵占国有财产暴富,暴富后炫富,“裸官”移民,引起了社会老百姓极端反感与仇视,潜伏着社会不安定,这样研究也更有研究的意义。但是,提出“国富”与“民富”概念、要求变“国富优先”为“民富优先”,研究的目的,却是另外一种研究角度,是立足于目前我国业已出现并发展到比较严重程度的政府导向性经济、政府直接参与并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国有经济急剧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即国进民退、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等,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的严重问题,并且由此上升到以民富优先发展为导向、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选择,是比高龄老先生朋友的研究视角不但不矛盾,而且更宏观、更紧迫、更重要。

  高龄老先生朋友认为,“国富”和“民富”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水乳交融。这种辩解就辩证法的角度看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任何相对立的概念都有相统一的一面。然而,人们研究问题,确定策略,制定政策,都必须要找出主要矛盾,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当前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或者说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民富在实践中没有放到经济发展优先的地位。对于这一问题,中央决策层早已发现了,并且提出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应对。例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那种借口“国富”和“民富”统一性而否定矛盾性的观点,不利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解决“民富”这一突出问题,会干扰政府的决策,会造成社会思想混乱,是有害的。高龄老先生朋友认为,我国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并不是“国富优先”、“民富滞后”的结果,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多数群众未能跟着走上“后富”,反而陷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结果。就事实看,现实中确有这样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据我们观察,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恰恰是“国富优先”、“民富滞后”发展模式的结果。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让我以高龄老先生朋友所持的我国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主体“31%的人口即4亿多人每日收入在两美元以下,也都是穷人”的农村居民为例,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他们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本来属于他们增加收入的资源与机会,被别的人、团体“抢占”了。大家知道,我国农村居民有31%的人口即4亿多人之所以至今仍处于贫穷状态,其中之一是得不到国有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而国有的金融机构的贷款大都支持了富人、企业和官员,并由此造成了我国农村金融萎缩、萧条、改革迟缓、开放步子太小,一般农民特别是穷人贷款难“难于上清天”。大部分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得不到贷款机会,也证明了“民富滞后”是客观事实。

  我们知道,获得贷款,使用贷款作为本钱,发展经营赚取利润增加收入,这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每个成员的权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创造出以扶贫到户为特证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有句名言,说的是穷人获得贷款用于发展经营而增加收入,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天赋”的发展权力——“人权”,被当代世界所认可。然而,这一惊世深刻思想并没有得到我国国有金融机构的认同,他们并不把对穷人贷款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据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社会责任报告称,截至2010年末,该行惠农卡发卡量达6,185.5万张,惠及2亿多农民。这也就是说,农业银行惠及了2亿多农民,按8亿农民算还有6亿农民没有惠及。另据央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称,农村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为26,043.3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22.13%。也就是说,农村金融贷款中77.97%的农业贷款不是贷给了农户。

  农户贷款难,还表现在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农业银行商业化后已从乡镇一级撤出,即所谓“下山进城”;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撤乡并镇中也撤了不少基层点,这就出现了农村金融空白乡镇。据央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称,近几年来的消除“零金融机构”工作不断推进,截止2010年11月,全国有10个省份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全覆盖。这也就是说,还有20个省份没有实现乡镇金融机构全覆盖。在此的问题是,那些没有金融机构全覆盖的乡镇,农民特别是穷人贷款当然在当地是不可能的了。即使金融机构全覆盖的乡镇,也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山区多数村庄,距有金融机构的乡镇所在地翻山越岭好几十里路,农民跑去贷款可能吗?!二是即使农民跑几十里路也不一定能贷到款呀。农户特别是贫穷户贷不到款,发展家庭经营不是一句空话吗。农户特别是贫穷户贷不到款,哪款都贷到哪里去了?贷给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富人、官员了。这也就是说,本来属于农户特别是穷人的款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富人、官员占据了。在此我并不反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富人、官员贷款,而且主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富人、官员完全应该贷到他们发展经营所需的款,但我还主张农户特别是穷人也应该公平的获得他们需要的款,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此来看,这里涉及的是“民富滞后”“民富资源与机会被侵占”的问题,而不是高龄老先生朋友先富带后富范畴的问题。

  我在此的论述并非对扶贫做全面评价,而是专注于扶贫中的贷款资源与机会问题。我始终认为,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扶贫,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我常常为此而兴奋不已。我专注于扶贫措施中的贴息贷款,就是一个主观良好的设计,但是在实践中,真正的穷人往往见不着、用不着,主要原因在于贴息贷款到了乡镇、村庄,大都被当地的干部和富人“抢先”用去了。而且另据专家透漏,国务院扶贫办前些年曾组织的贴息5.3亿元、请农业银行向贫困户贷款185亿元的扶贫措施,因贫困户贷款具有量小、数多、繁琐、利微等特点,这与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追逐利润放在第一位的目标不吻合,其结果只能是要么对贫困户放贷任务完不成,要么偏离贫困户贷款对象,贷给了农村中的大户、富裕户、村干部等。后来,国务院扶贫办就不再和农业银行合作,而把5.3亿元贴息分到各省、市、自治区扶贫办,由他们再往下分,由地方政府选择合适的金融机构,为其贴息,让他们为贫困户贷款。执行的结果,有的地区还可以,也有的地方是把贴息直接放给了贫困村,而一到贫困村,不少的被村干部、富人和大户使用了,真正的贫困户是连看都看不着。 

  1997后,西部地区的一些政府,例如云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等,相继开展了政府主导性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试点,我和我的同事还直接参与了云南省政府开展了政府主导性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试点。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贷款先后被异化成传统的农村信贷。我必须声明,只要是对农民贷款,也是一件很值得称道的,因为中国的农民实在是长期处于贷款饥渴状态中。但是,异化了的传统的农村信贷,毕竟到不了贫困户的手上,也就和扶持真正的穷人不沾边了。 

  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一批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组织的扶贫贷款,真正地到了贫困户手上,但是至今得不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合法证书。国际社会援助的一批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大、相对正规的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在我国约有130多个,共有三种类型:一类是中国社科院杜晓山等人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社,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孟加拉乡村银行的低息贷款、台湾企业家杨麟先生、花旗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和人士的资助,从1994年开始,先后在6个县试点,不但在小额信贷扶贫理论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通过试验点直接对贫困农户提供了信贷帮助和其他一些扶贫活动。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正在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第二类是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基会((UNICEF))等,资助进行的小额信贷扶贫行动。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先后在中国48个县资助,进行小额信贷扶贫的试验。世界银行、欧盟、等先后资助了一批小额信贷扶贫的试验。第三类是国际慈善机构资助进行的小额信贷扶贫行动,如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香港救世军等在中国作的农村发展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小额信贷扶贫活动。但是,由于我国官方一方面同意人家来扶贫,另一方面却在部门法规上不承认、不批准小额信贷扶贫的试验,至今这130多个小额信贷扶贫机构,大都没有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承认的合法地位,尤其是杜晓山发起的中国小额信贷组织至今已10几年了仍不被官方承认的合法地位。 

  在专家学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下,2006年底2007年初银监会出台了农村新金融机构准入的试点,我当时研究了以后的感觉并不乐观,曾撰文质疑,并不幸被我言中,时至今日发展的十分迟缓,很不如人意。据央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公布,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组建农村新金融机构509家,其中开业395家(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筹建114家。全国新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2451家。按照这样发展速度,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呢?

  官员们和官办金融机构之所以不敢放手让农民们特别是穷人获得贷款机会,那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些理由据说有:一是金融机构贷款指标有限,农村里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贷款还不够呢!不成文的规定是优先要保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需求。二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不讲信用、给他们贷款往往收不回来。其实,农民特别是穷人是最讲金融信用的。长期来,人们把农民特别是穷人不讲信用当成了定论,小额信贷扶贫的事实证明的却是农民特别是穷人是最讲信用的。据报道,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温家宝总理在江西视察时说:“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民发展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正在扩大规模。要懂得一个道理:农民是最讲信用的。”农民之所以最讲信用,这是从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最早的数据,要数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GB),农民还款率85%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等人的扶贫社的还款率90%以上。此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与扶贫的大约有300多个项目,农民还款率80%以上。农民之所以愿意“最讲信用”,还在于农民生活在农村熟人社会,大家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保,如果一个人、一家农户不讲信用,借了钱不还,也就丧失了在村里的信用,就会受到大家的道德与舆论的谴责。

  与农民们特别是穷人贷不到款的同时,民营企业也是贷不到款。只要不带有色眼睛人们都会看到,在国富优先发展模式下,新的大型超大型项目主要批给了国有企业,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也就是说,国富优先发展模式抢占了民富的资源。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了,有关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决策层文件不知发了多少,有关领导人讲话不知要求了多少次,有关人士不知呼吁了多少遍,学者们的论证不知出了多少文章,但是在国富优先的体质与机制下,这一问题至今仍然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至于何时能解决,恐怕已成为了无人能解的“歌德巴赫猜想”。

  凡是不抱成见的人们只要到发达国家乃至小额信贷搞得好的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考察,都不难发现,人家那里既有面对大企业和富人的金融机构,更有不少面对穷人、面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机构,还有许多帮助穷人的民间机构,给农民特别是穷人贷款机会,真是令我们汗颜呀!

  当前,是到了把以抢占了民富资源的国富优先发展模式转变为民富优先发展模式的时候了!是到了把农民群众特别是穷人获得贷款的“权利”还给他们的时候了!建议认真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尊重现有金融机构不愿对穷人贷款的现实,放开农村金融不适当的管制,让小额信贷组织、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放手发展扶持农民特别是穷人的农村金融,该是提到决策层面前的议事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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