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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勇 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重点

作者:杨宜勇 池振合  时间:2012-12-04   浏览次数:0

  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导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过低等。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而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为了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着重采取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一、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181元,但是许多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却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收入分配体制便是其中之一。[1]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适应,导致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过大。程永宏(2007)的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4,超过了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自从2004年之后,全国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李实、罗楚亮(2011)的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5

  其次,在要素分配过程中,劳动收入比例过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白重恩、钱震杰, 2009; 苏海南, 2009)。劳动收入比例过低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劳动收入比例过低就会导致劳动力获得的收入过低,这样就会拉大收入差距。与此同时,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较少,导致劳动者的消费不足,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再次,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过大。尽管从2004年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前者是后者的3.13倍。[2]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那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目前的状况还要严重。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剧本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之间的割裂,不利于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另一方面,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农业发展,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由于行业差别所造成的合理收入差距。比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其它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是由这一行业的技术特点所决定的,属于合理的收入差距。然而,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垄断所造成,这一部分就属于不合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它将过多的人力资源都集中到垄断行业,窒息了经济发展活力。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必要性

  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使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均,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也有利于经济的均衡增长,所以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基本上近似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然而,由于城乡差距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由此可以看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之一。

  收入分配改革思路依然是“提低、扩中、调高”。从经济理论和国际治理经验来看,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提低”,如提高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次有效的作用领域在于“调高”,如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提低”和“调高”两个调节个人收入的过程中主要是政府职能的发挥,而“扩中”过程中政府职能发挥有限,更多的是依靠政府靠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例如,如果农民工永远打短工,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专门技术,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农民工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成为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才能成为中等收入者。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主要措施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要靠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需要赋予劳动者和其雇主分享利润的权利,需要税收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调节,还需要教育与再教育体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第一,重视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设。收入分配法制化建设是指用法律手段规范、约束个人收入分配行为,不直接介入分配过程,而对收入分配进行间接调控。法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具体表现在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两个方面。立法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包括最低工资立法和各种社会保障立法等。当前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立法还不健全,所以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加快立法步伐,以统一的法规来约束和规范全社会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行为,其中重点应是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

  从司法的角度看,要加大打击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从监督的角度看,要健全分配监督机制,形成国家、社会、群众和党的监督相结合,内部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层层监督、上下联动的分配监督体制。尤其要对国有部门的收入分配依法加强监管,防止社会共有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小集团的利益和个别人员的薪酬福利,积极探索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要进行有效监控,避免借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之名行侵吞全民优质资产之实。在企业微观收入分配机制设计上要审慎对待年薪制,使企业薪酬制度能够切实起到有效激励的作用。对国有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体的多元化分配机制,充分激发国有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征收体系。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控重点是对高收入者进行调节,它主要表现在对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遗产赠予税、物业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节体系的运用上。201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总额为6054.11亿元,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6.75%[3]然而,亚洲各国个人所得税总额占当年税收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7%,非洲各国平均为11%,美国为43%,日本为38%,澳大利亚为55%[4]由此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还不完善,其调节高收入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目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仍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占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合理调节,所以要通过拓宽对奢侈消费品等项目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来调低过高的收入,在总体上要提高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对过高收入的调节,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还要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税种,对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

  第三,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里,市场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起基础性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的自发倾向和劳动者个人天赋与能力的差别,难免造成收入的悬殊,所以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实现公平目标,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收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1949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国家包揽为特征的单一型社会保障制度因其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的存在而无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未来应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改革和过渡相衔接的原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新经济体制要求、覆盖全体公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积极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及完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劳动者收入增长。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大量的研究表明通过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导致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徐舒, 2010Becker and Chiswick, 1966Teulings and van Rens, 2008)。然而,中国的人力投资仍然不足。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这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第五,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现在不宜提倡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而应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国际上经过100多年的实践而形成的处理劳动关系的运作机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无论是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框架下,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这个机制为世界各国劳动关系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方机制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问题,经协商谈判订立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劳动标准条件规范部分,这是集体合同的核心内容,对个人劳动合同起制约作用。主要有以下内容: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保险待遇、生活福利、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劳动保护等。二是过渡性规定,主要包括因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解决措施,以及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办法等。三是集体合同文本本身的规定,包括集体合同的有效期限、变更解除条件等。集体合同是推进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重要制度。    

[1] 国家统计局编,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国家统计局编,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国家统计局编,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4] 杨宜勇,2005,“基尼系数不缩小,中等收入者比重难提高”,新浪财经,201211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1220/042122114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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