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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海鹂: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的发展与社会政策

——以青年中产阶层的发展为视角

作者:扈海鹂  时间:2012-12-04   浏览次数:0

   消费文化的发展以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为基础。但消费文化一经形成就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以消费文化为符号的消费社会不断把工人阶级拉进消费大军。在欧美历史上,工人阶级在争取“消费者权益”、对抗资本对劳动的限制,促成了社会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在当下,随着中国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年走向中产阶层的期待与需求,通过社会政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消除人为“结构性区隔”,成为当代中国“生活政治”的关怀与选择。

  一、消费文化的阶级基础与社会政策的形成

  消费文化形成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呢?那些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购物场所、广告设计是为哪个阶级构建的呢? 研究说明,消费文化的形成绝非以一切阶级为基础,而主要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而形成,无论是产品的广告形象,还是时尚的设计都是以中产阶级为对象的。

  从历史上看,中产阶级的共同文化与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权利过程中形成的阶级文化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工人阶级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和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过程;而中产阶级的这种共同文化却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形成的。而这一点又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社会政策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

  消费是工业文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把消费视为工业文明的特殊方式,而不再像流行的观念那样只把它视为满足需要的过程。”现代工业文明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时尚与流行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格调的象征符号与体现。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国家机构和企业中都形成了一个数量不断上升的专业化的阶级,即后来被称为白领工作者的中产阶级,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数量也不断上升。这两个阶级构成后来被研究者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他们是有购买力、闲暇时间,教育素养;同时,他们又是具有消费时尚意愿、关注生活风格变化的社会群体。

  当然,在这一中产阶级形成以前,时尚这个概念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追求时尚首先是16世纪时英格兰宫廷的贵族热情。“在那时,消费开始具有了一种新的价值:新奇与时尚成为地位的标志”。其后又扩散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在1819世纪,资产阶级开始模仿贵族,启动了新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

  如果追求时尚一直仅仅是宫廷和资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现代消费文化就难以形成。消费文化形成的社会前提,是将时尚从宫廷扩散到整个社会,使之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在新中产阶级兴起之前,将时尚扩散到社会缺乏必要的阶级基础。而一旦新中产阶级形成,时尚扩展为普遍的社会价值、新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便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有模仿上层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意愿,还想培养自身的趣味美学。他们需要区隔于下层阶级、代表其身份与地位的场所与趣味。19世纪末的百货商店就是这样一个场所。

  一位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百货商店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消费者而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他们正在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各种各样的商品以展现自己的成功。这个阶级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费,而百货商店则以较低的价格为中产阶级提供过去仅为上层阶级提供的商品。所以,“百货商店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个中产阶级文化得以展示的世界,一个与中产阶级的服饰、中产阶级的需要和中产阶级的雄心相一致的世界。”②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百货商店得到充分的展示。百货商店向所有人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穿戴打扮,装饰家屋、度过闲暇?它为中产阶级社会展示了理想和生活目标。“百货商店向人们描绘的是,如果已经获得成功,或者即将获得成功,哪怕仅仅是希望获得成功的人士,应该如何生活。”③

  如果说百货商店是针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建立的商业场所,那么广告这个对消费文化的形成与传播都起了巨大作用的制度,无论是以往消费文化形成时期,还是在今天,完全是以中产阶级生活建立起的叙述,不是针对社会下层。广告暗含着阶级间的区隔,强迫中产阶级意识到“优雅的人们不像他那样生活”。

  广告是中产阶级认同的提供者与创造者,不自不觉地将消费观念从潜在需求转变为实现梦想。此变化是资本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做的,又是以中产阶级的形象展现于世的;也是其多数成员孜孜追求的。通过广告、百货公司,不同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大体相同的关于生活的想象,“中产阶级享有了共同的文化。”④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这种阶级基础是以商品经济结构与运行方式所必然。资本生产中追求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为此就需要不断地扩展消费市场,把人们不断变成新的消费者、变成新的消费时尚的追随者。也就是如同凯恩斯所说,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不是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是以欲求的满足为特点,而需求一旦变成欲求,就不是在满足生存的层面上,而是在心理层面上。因此,现代经济、及生活方式的一个理性化功能,就是它带有一种“溢出效应”——在广告、时尚、流行的驱动下,把所有人变成“消费者”,不断生产更大的消费欲求。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鲍德里亚说,“在二十世纪消费领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纪发生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将大众融入劳动力大军的社会化完成之后,工业体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社会化(即通过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

  然而,长期以来,工人阶级获得的只是维持劳动力的工资,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一种非常朴素的满足基本需要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特性的揭示,基本是基于现代大工业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中的特性,进行描述的。如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集体大生产中产生的纪律性等,以及由于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产生的纵向的阶级对抗关系。

  从历史过程来看,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形成,使得工人阶级成员持续面临消费困境,导致了工人运动重心转向对工人阶级成员消费权利的关注。其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的政治化,

  美国工人运动首先提出了民主公民权的概念和消费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购买力体现的工人阶级消费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社区内部的团结。受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启发,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消费合作运动。其结果之一是工人阶级的女性消费者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化倾向,其消费意识不断增强,“而这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消费政治化的一部分。” 工人阶级后代不再信仰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羡慕中产阶级的消费生活。“消费主义”这个今天更多地被消极看待的概念,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表达的曾经是工人阶级要求体面生活标准,而不仅仅是最低工资标准的理想。“仅有面包和黄油是不够的”,几乎为所有工人的呼声。一方面,工人们通过对自己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作用的认同,积极参与到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之中。这种认同清楚地阐述了工人阶级贫困者的消费政治学。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以消费文化为符号的消费社会又不断把工人阶级拉进消费大军。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转化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就是如此。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线索:工人运动的目标至少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走向如何保证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和购买消费品的能力,这些运动及生产与消费脱节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上个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形成。以及二次大战后,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及法西斯危险的深刻反思,后来的英国的贝福里奇报告代表了社会政策的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向平等让步”给大多数公民以保障,以防范社会风险。

  20世纪六十年代末,以青年运动、民权运动为先导的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则把以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少数者的平等问题纳入了社会政策的新的内涵中。

  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二次大战后出生的青年。如果说,没有社会基本保障、没有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运行。而20世纪六十年代后新社会运动的成果,是使“社会政策”,成为实现新“生活政治”的手段。其社会文化影响在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持续发酵。

  而西方中产阶级的发展,在消费上也表现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品位文化与工人阶级的生存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的缩小,及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

  尤其是要指出的是,新一代青年文化(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平等)的兴起与需求,其实是一种走向中产阶级的平等运动及中产阶级的文化姿态,它推动了以“生活政治”为文化诉求的社会政策的解读与发展。

  二、消费文化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及青年化特征

  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快速转型的同时,经历着向全球化、信息化的转变。全球化及社会转型促成了中国消费时代提前到来了,中国总体上已经发生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就中产阶层的形成来说,中国在几十年中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几乎重现西方消费时代的所有特征。中国持续地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趋向几乎又是不可逆的,一些全新的社会生活正在展开。

  一些数据已显示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2001年的全国调查表明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达到15%左右。而在2000年之后,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 23%左右。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那时候中国人近半数成为中产阶层。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题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的专题报告中依据自己的标准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八亿人,数量超过了亚洲其他所有国家中产阶级数量的总和。在中国中产阶级上升的这一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从2003年的人均1000美元到2009年中国人均GDP3744美元The World Bank,2010)。亚洲开发银行认为由于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庞大,因此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购买力,如果国家继续采取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中产阶级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而且,如果中国采取提高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来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将加快中国经济实现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发展向消费导向的发展的转变。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04)如此看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仅在中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也是中国能否实现发展方式顺利转变的前提条件之一。

  假如我们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及未来潜力,换个角度做分析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的所有“结构因素”中都预示了青年中产阶层的存在与期待。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跨越式的现代化过程,与快速城市化、商业化、信息化相联系的是中国消费文化发展,不仅成为推进中产阶层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而且成为培养、唤起青年一代主观中产阶级认同及生活方式需求的社会文化力量。

  其一是体现与消费文化生产相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已经在发生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型。城市化率已超过50%,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加。自1995年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后,一直持续增加,2010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34·6%,超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近8个百分点。伴随着社会转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农村、离开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①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说明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权威体系崩溃了,市场经济分层体系占居主导位置;全球性与地区性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流动与视野;职业化、专业化水准提高、短缺经济、匮乏经济为过剩经济、丰富物品所取代,全民受教育水准的不断提高,代表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城市文化、商业文化的发展,成为这个阶段的特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者中绝大多数是20—40的青年人。

  其二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品味)的发展。全球化下的中国社会转型,加快了全球化下生活方式的生产,这同时也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品味)的发展。中国城市化中发展起来的都市商业空间,它既是一系列商业消费集聚的场所,又创造了一种新的营销手段。如大型购物广场、国际化大型超市,欧美、日韩、台湾的商业品牌的精品屋,及各种食品、商品连锁店集积的商业广场(或商业街)。象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在近十年来,十多个综合性的商业广场,如德基广场、万达广场、金轮大厦、水游城、新城市广场等快速凸现,加上一些跨国符号的大型连锁商业场所——宜家家居、沃尔玛、家乐福、欧尚、麦当劳、肯德基等,其景象可用一个词——“爆发式的占领”。在今天的中国,从繁华的一线城市,到西部地区的城市,新消费空间的发展有大致相似的情景。相对于传统的百货公司而言,有了这些场所,消费文化才拥有当代特征——符号、想象与娱乐的体验与欲求。它“动摇了原来的商品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提供“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 的商品购物体验。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一种城市空间场所的购物想象与符号识别。它是城市消费文化传递的一个商业载体,它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是大众的、流行的。它给社会成员带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想象、解读、符号与社会化过程。在这其中城市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其中的一个结构性现象,是青年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他们来自公务员、医生、电力、电信等垄断部门的职员、大中小学教师、跨国公司的中高层技术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家等。他们是新型商业场所的消费者。比起父辈,他们是立志过有格调的生活,通过消费来发现新的生活意义的人。消费文化的影响,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再生产的内化机制。

  其三,在媒体与网络空前发展、中高等教育空前发展的情形下,中国不仅成为网民大国,而且与中产阶层想象、生活格调相联系的“文化大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层空前发展起来。与由于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持续扩招,使具有文化资本特征的“准中产”、“主观中产阶级”认同的年龄群体人数大大增加,这是中国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带来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英语能力的提高,培养了年轻一代自我论证及自我意识能力的提高;媒体工业与文化生产的发展,使代际文化经验发生极大的变化,新生代打工者、大学毕业生对自我发展有了更强的公平要求与期待。

  快速的城市化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空间、网络空间中,新的“中产体验”已被发展出来。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更象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验与选择,不断被嵌入日常生活的常规和琐碎中。中高收入群体的出现,如果说,新型住房、小汽车等成为新阶层的标志,那么,智能手机、手机上网、微博互动,同样推动了中产阶层发展的文化需求“持续扩张”及社会心理期待。

  从全球性的共时态眼光来看,青年与消费文化的联系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历史现象。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运动推动了消费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它反映为青年流行服饰、流行音乐开辟了一个消费生活方式无限扩展的空间与需求。

  正如埃德加·莫兰指出,“青年作为一个年龄阶级出现在20世纪中叶,这无疑是充满了表演和想象的资本主义不断刺激的结果。之后,青年群体不仅组成了最大的泛阶层现象——“年龄阶级”;而且成为持续到今天的全球消费文化中(也展现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接受者、传递者、推动者。

  在中国,消费空间不仅是消费活动发生的场域,也是消费活动、中产阶级需求的建构空间。新消费空间,作为一种城市的、消费的、青年的生活方式,从经济角度看,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几乎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引,纳入市场的商品生产过程。从文化层面上,它不断生产出的社会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培养青年个体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我、自恋的人格类型,是消费文化的内容。由此,在转型中国,我们正面临着“新消费空间”下的青年价值建构、及走向中产阶层的期待。从经济角度看,消费文化的合理性几乎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吸引,纳入市场的商品生产过程。从文化层面上,它不断生产出的社会的、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又正是中产阶级不断扩展的个体化动力。

  从宏观结构上说,近20年的非农化进程、产业结构转型加快,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障推进,特别是在社会政策上加大了对农村大病保险的投入;体制外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对职员相应社会保障(五险)的投入,以及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与保障。这些都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特别是青年中产阶层成长条件。 

  三、社会运行中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及青年中产阶层扩展的障碍,来自社会运行中的“结构性缺陷”。

  1. “二元结构的区隔”依然在持续。

  笔者拟强调的是,在西方,“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会是一下子出现的,是逐步发展的,它是在与上层阶级与工人阶级关系中的形成的。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上看,“中产阶级”,先是指18-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后又指19世纪后期的“小资产阶级”, 后又指20世纪下半期的“白领”职员,后工业社会背景下部分“新工人阶级”、“服务阶级”等。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不仅如此,一些少数裔群、弱势边缘群落,超有原来的区隔,不断得到社会政策的帮助。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启迪。我们如要发展更加广大的中等阶层,一个社会政策面临的一个把巨大的问题,二元结构下的下层阶级、包括城市打工的下层阶级的地位如何不断得到改变。

  在中国“二元性结构性区隔”是历史形成又被变相扩展的复杂过程,它的一些硬性、软性机制,影响着很多从农村来城市工作的人。现今25——45岁的青年,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主要成员,但他们的生存及向中产阶层的发展依然有巨大的障碍。一个突出问题是,他们属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他们的地位、收入的提升,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去保护及表达自身话语,基本上是作为“简单经济人”存在的。这样上升的、可正当表达的利益空间就被“堵塞”了。他们不可能以某种“简单经济人”身份,而上升为中产阶级群体的。

  他们长期在城市的打工、工作。他们把自已叫做在城里上班的青年。在城市中高档宾馆、SPY馆、美容院、会所、商业广场等,他们从事已经很专业的服务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一种熟练技术门类的,但是,拿的只是最基本的工资(年收入在2——4万之间、不太稳定)。在没有城市户口的代际资源呵护的情形下,他们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路基本是“被堵死”的。一旦和老板冲突,走人时,什么都留不下来。

  与西方中产阶级的发展相比,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展过程中,工人阶级是个复杂的整体。其突出表现城乡二元结构、及地区差异的存在。尽管户籍制在过去的刚性意义上(城乡分割)已经松动了,它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依然在持续性发生作用。一方面是经济上已不是计划体制、流动人口很多、体制外的群组、群落很多,另一方面社会构成上基本还是以城市原先户籍人口、单位制为中心的高度行政化的管理,这使得普通的外地打工者——新工人阶级在城市生活中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平等地位。不仅处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流动中,而且在就业、受教育、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方面难以得到同等待遇,并有很多难以想象障碍。

  尽管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增加了(与2000年相比,2010年第二产业人数增加了——、第三产业人数增加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是带着“民工”、“农民工”的社会身份的人,处于中国话语中的“底层”的地位,绝大多数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从个体访谈来看,一些服务业的有技术含量的职位,因为是体制外的打工者,工作时间长、工资很低,上升很慢;除了打工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对个人权益进行保护的社会组织、社会救援。按国际分工标准,他们其实也是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对他们的管理,在很大方面还是处在基本上采取一种早期的“民工”“外来工”的管理。在同一技术工种、同一教育程度在劳动收入、再分配获得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整体性依然很差、区隔很大,并且没有社会政策、社会组织方面的社会支援。

  2.体制内外差别下的“结构性紧张”。 “结构性紧张”是指社会提供的文化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的不统一,以至出现文化与结构间的紧张。人们很难按照文化的价值尺度获得可依赖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回报。它也表现为一些大学生、硕士生在毕业后,有了较高的文化期待、职业理想,但找不到合适工作,形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结构性紧张”。

  尽管中国的经济上已不是计划体制为主体,职业流动人口很多,但中国特有的体制外、编制外的群落数量很大,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很严重。公务员、事业编制的人可以享受收入上不断提升的体面人待遇,但拥有同样学历、能力的“编制外人员”——和体制内职员做同样工作,就只可能只能收入到前者工资的1/3,甚至还不到。这也相对堵塞了工人阶级中产化、白领职员中产化、技术人员中产化的过程。它直接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公共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政策、一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带来狭义的“单位性”、“体制性”解释,缺少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统一性。

  在消费时代,中产阶级的“身份感”是文凭制度决定的、是由收入、住房等生活质量来体现的。因此,稳定收入与社会地位上尊重成为一种期待。

  中国从97年高等教育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迅速上升。近几年,每年毕业生数都在600万以上。他们是作为中产阶层的后备军存在的,并在就业选择中有着“向上流动”愿望及中产的期待,“教育文凭”成为他们走向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在中国当代,另一方面中国又重现了欧美六十年代出现的“智力生产过剩”的“结构性紧张”:有些工作没人去,有些工作得不到。同时,中国又具有自已的特点,即在在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期加上了,因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外的差距。来自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小城镇的的大学生纷纷流向“北、上、广”,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二线城市,加强了这个地区中的大学生的就业难,——“蚁族”、“硕蚁”问题实质就在这里。

  由于当公务员比去企业有更稳定、更好的收入、更好的保障、可期待的中产阶级生活,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的、“千人取一”式的公务员报考大军。而一些同等学历的学理工科去了企业的年轻人,工资、待遇要比公务员少很多,并且靠个人工资买房几乎不可能。这客观上阻隔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路。现实中国的阶层分化,是与单位分化、体制内外的分化、领导与非领导职务的分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如果你获得博士学位或是硕士学位,你就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情形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象南钢、南京518厂这样的大型企业,因为已经没有了“单位盖房”“分房”的权利,无法帮助青年人获得廉租房、及买房的“首付”款,使得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的技术工人、技术人员中(收入一般也就在4万左右),要是不啃老,靠自已收入买房,都是“望洋兴叹”。他们是付不起房屋“首付”款的“大学生吊丝阶层”。社会政策如何关怀在25-35岁之间体制外的青年、去提高中小企业中青年大学生就业群体的生活质量,成为扩展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重要问题。

  由于又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另一种超出生存基本需要的欲求,感到优越自尊的那一类需求发展起来。因此,对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的习惯性期待,形成某种“应享意识”。同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安全感、自尊、自我实现成为社会成员是稀缺资源品,它们是中产阶级生存的客观加主观自我满足感。它会带来差异性人群的权益诉求。并且它不是以温饱安全为目的。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的自我实现的政治”。“生活政治”诉求在中国重新。蚁族、硕蚁、吊丝、这些词汇的发明,变成这个阶层的一种现状描述与诉求。

  与上面两个问题相联系的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公共财政的流失、不透明及行政腐败的发展。它极大的减弱了社会政策的价值引导功能,以及社会政策实行中“象征意义”或实际意义方面社会信任的增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曾称赞中国之富裕,但提出两大体系:农业体系、商业体系。强调“商业之体系实为现代体系”。上述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经济社会结构还不是一个与现代商业体系及其社会政策运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过程。

  四、结论:走向未来的社会政策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基础,中国的产业转型,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内生型的需求拉动、扩大消费市场过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希望。中产阶级是在与工人阶级、中下层阶级的关系中产生的,这是社会风险所在。

  吉登斯认为,“在一个创造财富、以未来为取向的社会” ,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是抵御社会风险的选择。

  中国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同时又是问题时代。我们所讨论的社会政策是走向未来的社会政策。中国在工业化未完成之际,同时进入消费时代使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希望”与“风险”的因素都加大了。

  当年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就指出,“预防匮乏和贫穷以及减轻疾病——社会服务的特殊目的——实际上是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

  作为一种安全阀,社会政策的目的是不断缩小阶层差异的价值导向。在当今,又是联合国关于“消费贫困”的宣言与承诺的世界趋向。中共十八大再一次提出:“未来五年要使人民的收入翻一番”。其前提必然是社会政策更加合理化。

  倘若“以未来为导向”,社会政策应更加关注中国青年一代的生存型与发展型的社会保障;给年轻人以向上流动、走向中产阶层的多元空间。其中特别是减少、减缓、逐步消除各种人为的“结构性区隔”。让所有中下层青年、正直劳动的青年,能看到勤恳创业、守法敬业、勤劳工作,可以带来走向小康、富裕的期望;当他们职业与人生遭遇挫折与中断时,能拥有或找到社会支持系统,而不是让他们、他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对“二元区隔”的恐惧与不信任中。

  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市民人文主义”,即每个人的权利与发展、公民权益的普遍性。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个时代,是与对公民权益的满足联系在一起。不然,就不是法治社会。

  社会政策,在总的方向上承担着文化解释的责任。它应该激励年轻一代对正面价值的追求与信任。

  对年轻一代来说。社会在扩大中国的中产阶层努力中,需要获得社会价值取向的正向性方向与对合理秩序的预期,就像美国六十年代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生活政治”的价值感那样:它实现了一种“社会平等”意识的新的文化革命。  

  近十年来,公共产品均等化、及社会保障事业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和我们GDP总量的世界地位相比,社会政策的运行效率与机制依然有很多问题。主要是“官本位”的盛行、管理者“业绩观至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很严重。一味“向上负责”,缺少制约的“行政腐败”,带来公共财政资源的流失、浪费,并成为我们日常体验、习惯的一部分。

  此现状也持续地带来“社会政策”运行中的负向性价值运行,即某种“官场亚文化生态”、并和转型中的“社会失范”、“焦虑文化”相并存的。社会政策价值取向在运行中的偏离与现实(如“重庆经验”“启东环保危机事件),反过来,说明我们需要培育一种公民社会的机制与文化。如同了黄仁宇所说“现代之财富不限于可以在农村内屯集之资源,而系一种公众性格的经济权力,可以继往开来。明清之中国人无此观念”。现在有吗?!

  社会政策及公共财政的运作,其内在是一种新培育中的“公众性格”,而不是臣民性格。他说“返观明代的财政与税收,更可以使我们领悟到问题的症结。这改造程序却超出中国传统的范畴。”今天我们在社会政策上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超出这个分析。  


   童星:《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2003年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118页 

  (美)约翰·R·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①②③④Douglas J. Goodman and Mirelle Cohen,Consumer culture, Sage, 2003,pp15,17,19,20.  

  转引自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50页。 

  Matthew Hilton,Consumerism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0.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2010,中国中产阶层研究报告:http://www.21cnci.com /中国商业情报网。 

  World Bank, 2010,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Rise of Asia’s Middle Clas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66页。  

  (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 阎素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17页。  

   扈海鹂:《中产阶级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的再思考》江海学刊 2011年第4期。 

  童星:《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2003年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260页。  

  扈海鹂:《中产阶级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的再思考》江海学刊 2011年第4期。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141页。  

  ③② (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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