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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一桃:政府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在“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国际论坛的演讲

作者:陶一桃  时间:2013-11-02

  编者按:2013年11月1日-2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邀请亚洲转型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改革发展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及其迫切需要推进的转型、创新与改革。中国改革论坛网进行现场报道,以下是深圳大学副校长陶一桃演讲:

   

  深圳大学副校长陶一桃

  2013年11月1日

  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下午好!

  首先感谢迟院长的邀请,也感谢大会安排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

  我是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发言人,有可能是这次论坛当中为数不多的临时转变角色的人,由于角色转变得突然,今天下午我的发言没有太深刻的考虑,就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来探讨。

  第一,尽管新兴经济体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首先新兴经济体,是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是指后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在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在经济起步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优势对经济起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既受益于国内分工又受制于国际分工;从它现在面临的问题来讲,同样面临着环境污染问题,未富先老的问题,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等等,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同时由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不同,各个国家又面临着不同的难题。可以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起着强大的作用,当然这种强大的作用在某些时候对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没有共同可以遵循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并不妨碍我们今天讨论。有些共识的达成能够让我们在国际经济中共同对抗一些不公平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的一个意义所在。同时还想跟王先生讨论一下,他谈到一个中国道路问题,我认为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是有一条中国道路存在,这条道路就是以特区建设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下GDP。从上午到下午大家的发言都强调再不能走以GDP来作为评价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的老路,我非常赞同,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知道,GDP不是一个坏东西,尽管单凭GDP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人民普遍享有福祉,或者获得公平的幸福。但是没有GDP国家就没有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东西,关键就是GDP是怎样获得的,以及国家给GDP赋予的价值判断标准。所谓GDP是怎样获得的,过去的三十年来,在唯发展而发展的情况下,以更多的消耗来创造财富,带来环境问题,给GDP加上了其他的价值判断和标准。在相当时期内,包括现在GDP依然成为政绩的评判标准,当GDP不是与城市居民人民生活福祉联在一起,而成为官员的政绩评判标准的时候,很多实质的意义就会失去。

  第三,很多学者都提出我们现在应该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我也很赞同这个观念,但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由投资驱动转向由消费驱动,现在在这里讲,刚刚上一阶段的讨论当中,有学者谈到我们的投资问题是投资效率问题,这么多年除了投资效率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GDP增长的份额中,政府投资占了绝大多数,造成投资结构本身不合理。从消费来看,消费本身在GDP当中不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根本来讲,消费并不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直接的原因,而是社会经济增长的结果。只有社会经济增长,GDP才能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才能够提高,才会有钱花,有钱花消费才能跟上。现在的消费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如何实现消费驱动。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国外很多中国人是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消费拉动力不足,最深刻的原因,我想与现行分配制度是连在一起的。当前分配制度的问题主要是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是要素分配,很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不能市场化的,是不能实现自身的市场价值。比方说劳动力,农民工长期的低工资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同时很多稀缺资源,赚钱的行业都被政府垄断,垄断这些赚钱行业的人掌控着对稀缺资源有支配权,他们的收入水平肯定很高,大多数人在要素收入方面没有享受到市场经济给他带来的公平竞争的感觉。另外一方面是再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地区间的差距、城乡差距扩大,使很多人不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第四,中国的改革最关键是改革政府。中国进行自下而上改革具有强制性,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个过程既是既得利益丧失的过程,更是用权力去剥夺权力的过程,在这里我觉政府不是转变职能的问题,而是政府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一个真正的政府,他们不知道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是什么样:要从一个权威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投资政府向财政政府转变。以开放促改革依然是中国社会的选择,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如果以发展代替改革,不仅会使改革停顿,而且会葬送改革的成果。对中国来讲,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是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谢谢!

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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