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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新常态带给中国的新机遇

——中改院举办“2014‘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论坛”,四百余专家共议

作者:徐峻音 杨轶婕  时间:2014-11-28   浏览次数:0

  在刚刚结果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领导人的表态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了中国决策层直面深化改革的决心。

  与此同时,以“走向新常态的经济体”为主题的2014’新兴叠济体经济智库经济政策论坛在海口召开。在这个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主办的论坛上,来自中央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德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土耳其、新加坡、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400余人,就走向经济新常态的中国转型与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

  11月的海南云卷碧空,椰风袭人,烂漫的南海明珠以热带的浓情拥抱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犹如潜行在和风中的步调,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如何才能抓住新机遇,迎接下一个盎然的经济暖春,400余名与会专家学者带着满怀的赤诚,为秋日的海南增加了新的热力。

  凝聚共识: 关键在深化改革

  所胃“新常态”,应该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 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这个时期要把防风险放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困难。

  论坛中,与会专家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理解,并普遍认为,走向经济新常态关键要依靠改革和结构调整。中改院院长迟福林第一个抛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指短期,更重要的是反映长期,因为从短期看只是个速度问题,从长期看就是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国际经验表明,新常态是未来一个新阶段的一般性的特征,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高速增长的永远结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对上述观点表示赞同,他说从增长速度看,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工业和出口比重高的特征,减速将会出现,但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内部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双重“二元结构”,这两点决定中国不会出现折叠式下降。

  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需要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谈到这一话题时显得很激动,他转向记者,“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农民工市民化会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负担的思维定式,打破如果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会冲击农户在农村的经济主体地位和1 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维定式,打破一谈发展就上工业项目的思维定式,打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必然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式,打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必然会带来无序竞争的思维定式”。

  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既是国内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经济大背景所致。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赵凌云说,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基本—致,增速换挡有国际需求下降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部分。“对中国来说,战略对策不是自播—套,而是考虑在原有的基础机制上建立走向中国新常态的全球平衡机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补充道。

  关键词一:服务业主导

  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意义上的新常态才更可靠。中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到2020年,中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到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人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迟福林在演讲中这样陈述。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常修泽点评说,中国结构转型必须以人为导向,建立“人本型”的供给结构,重在发展与人直接相关的服务业。

  中国城镇化重心正从以劳动力城镇化为主向以消费者城镇化为主转变,由此带来的居民消费率提升、城乡区域协调性增强,必然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跟进。但当前服务业行政垄断的特点仍然突出,市场开放程度较低.不适应转型升级的大趋势。迟福林认为,应重点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的根源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中国可以在低碳、节能、环保、智慧、生态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国际合作,不断降低合作的门槛,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提出了具体建议,建设更加开放型的经济,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关键词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走向经济新常态,财税体制改革一定要加快,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体。新—轮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多重挑战:部门利益能否突破的挑战;公共投资供给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解决的挑战;营改增的挑战,等等。面对这些挑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必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包括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以及现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简单的理论概括就是60%的国际通行做法加上40%的中国国情。但中国需要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超越东西方传统理论,进行制度创新,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进一步指出,用治理变革促进转型发展,中央必须向地方放权,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使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税收法定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应从税收法定开始的,无论是征收、管税、交税都要依法进行,不能任意而为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记者坦言,在落实税收法定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人民主权上,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具体来说就是由立法机关说了算。例如,房产税到底征不征?怎么征?最终应由立法机关说了算。这一轮财税制度改革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立法先行,同时要进行一些试点。比如说在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了以后,开始制定地方政府进行发债的试点,进一步贯彻修订的立法内容。倪红日干练地将手在空中一划,“预算制度改革要贯彻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这都是借鉴国际的通行做法”。

  关键词三:“完美的”金融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是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

  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比较滞后,上海自贸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突破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支持金融体系的发展。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环境下,中国金融体系面临一定系统性风险,亟需加速推动存量金融资产证券化和建立开放的金融体系来化解风险,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推动宽度改革,核心是证券化,扩大融资的渠道,让投资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推动市场化,重点在利率市场化;推动国际化,重点在人民币国际化。为了维持庞大经济体的持续增长,金融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功能。一是良好的配置全球资源功能;二是在全球有分散风险的能力。因此,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调整金融资产结构,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首先是推动存量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包括债权市场、股票市场,使现在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有提前释放的机制。对此,吴晓求提出了他所谓的“完美的金融体制”:中国未来的开放金融体系有60%应当具有美国金融体系的特质,有15%具有德国金融体系的特点,还有25%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而开放金融体系的前提是人民币国际化。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院长朗哈默尔为此点评道,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今后中国的储蓄者是为了某种目的储蓄,或是为投资,或是为消费,而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国际贸易与一体化都主任罗萨莱斯认为,服务业的开放,要明确区分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对中国而言,服务业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利率开放是中长期的目标。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应该逐渐开放,这样即使出现偏差,也不会妨碍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危机。

  关键词四:中产阶层为主体

  近20年来,在GDP中居民收入的占比明显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上升。而在居民收入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直接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因而,需要以缩小财产陛收入差距为重点,重构收入分配政策,形成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新常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记者直言,之所以出现消费率不断下降,储蓄率不断提高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出了问题。朗哈默尔认为,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国际性问题,中国、德国等一些其他国家在经历高增长之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今后中国的经济放缓,收入分配的问题将不会那么突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有一点财富差距是有必要的,因为富人对于投资要承担风险。

  收入差距推动着财产差距扩大,财产的差距反过来又作用于收入差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告诉记者,过去10年中,中国处于一个财产不断积累和急剧增加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财产差距急剧扩大的过程,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54扩大到0.73。这其中,房价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财产差距在全球110个国家财产差距排名中靠前。

  当前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与很多国家相比是非常微弱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0%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40%。为此,在初次分配领域,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场环境和机制,破除市场垄断和价格扭曲,消除市场分割和身份歧视,增加公平机会和公平竞争;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增加直接税的比重,特别需要征收财产税、房产税和遗产税;增加社会福利项目,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缩小保障水平的差异性。(中改院夏锋、杨天英对本稿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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