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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海远:财税政策与中等收入比重的问题

作者:万海远  时间:2017-03-27

  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逆潮的严峻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的减少,是导致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进而形成全球化逆潮的重要原因。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又是坚定推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鉴于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于2017年3月27-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中改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新动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8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邀请来自中国、挪威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智库、企业、政府官员等围绕经济全球化逆潮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中国改革论坛网进行全程直播: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在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7年3月27日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下午好!今天我按照大会的安排,发言的题目是财税政策与中等收入比重的问题,我叫做万海远,来自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我们这个机构是专门研究收入分配的,我们有30多个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自豪地说,我们对我们能想到的中国收入分配的所有问题都做了研究。今天这个主题跟我们研究院的主题是非常切合的,我们这个团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今天我的报告内容也不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团队这么多年的积累,很多研究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我谈两个问题,第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况与目标。更多的是第二个主题,也是我今天着重谈的财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路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怎么做,有三步,一是瞄准重点群体,二是着眼关键领域改革,三是解决主要的问题。

  这部分我快速地讲讲,今天上午研究院的院长李实已经简单地说了,大家谈到中等收入争议很大,争议大多主要是标准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统计,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包括法文、德文等,对中等收入的界定差异很大,高的70%,低的只有10%,我们认为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我们选了几条标准,每个标准也做了比较,最后我们结合各个标准的优缺点选了一条标准,就是全球的国家当年收入的中位数66.6%衡量,我们考虑两点,合理地反映中国过去10年或者是20年中等收入比重的增长,这是一个趋势的问题。二是跟国际竞争有可比性。从2002年到2020年,我们这个标准有35%左右,我们还做了一些简单的模拟,模拟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情景的假定,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状态下,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下,不同的收入分配的结构下,我们最后确定了相对来讲居中的数字,认为到2020年可以到40%左右。我们做了一个国际的标准,按照这个同样的标准在全球每个国家,我们拿到这些国家的微观数字,像英国、德国、美国的,包括跟我们类似的转型国家俄罗斯、巴西、新兴国家南非等,我们也做了比较。发现中国大概在2013年同业人比较,中国占24%,比南非略高一些,其他的国家相对中国来说是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中等收入比重还有上升的空间。

  我们做的一个工作,简单地研究中等收入者的流动性,低收入者在这四年里近80%是维持其收入等级,向中收入组的流动只有20%。历年中,中等收入者有39%有向下流动的历史,往上流动的稳定的只有1%。总的来看,居民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向下迁移概率偏高,向上迁移的概率低。低收入者出现一定程度的固化现象,这是我们一个结果。

  无论从宏观经济增长还是测算来看,2016年,大概有35%的中等收入标准,2020年预测可以到45%左右。很多专家提出,能不能到2020年提高到50%,我们认为虽然有5%的差距,但是如果这几年有重要的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各方面的政策出台,有可能达到50%的标准,尤其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算是有可能的。

  二、财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有三个步骤,第一,瞄准重点群体。上午很多专家提供的数字来看,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在所有的再分配政策中,财税政策是最有有效的,我们这里有数字。从2007一2013年间,财税政策揭示了基尼系数下降了70%以上。这是我们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认为财税政策是最有有效的。2016年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低收入者的比重超过了55%,中收入约为35%,高收入者仅为10%。未来如果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目标的核心是提低,这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来。

  农民工群体。最近公布的一个数字,2016年农民工数量达到2.82亿,约全国总人口20%,占劳动力31%左右。从收入的结构来看,过去10年,农民的收入有了增加,部分高收入农民工已经达到了或超过中等收入门槛。2016年人均月收入3275元,如果按照统计局的五等划分,最高20%的收入组已经达到了8823元,已经超过了个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者门槛。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数量来讲,从收入的水平可增长的潜力来看,农民工都是应该未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重要来源。

  再就是农民。我们做国际比较便会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往往是收入组成的重要来源。有几组数据,美国的中等收入者财产性收入占比达到20%,日本占24%,而瑞典则能达到40%,中国只有8%,农民不到4%。所以,未来有很大的潜力是激发增长的,上午两位专家提到怎么为农村居民合理的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结合上午和下午的发言来看,很多人都没有讲到这部分,我侧重的讲一讲各类经营者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大部分的小、微经营者、小商小贩,包括一些小型经营者都是中等收入者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宏观数字,无论是以哪种标准算,他们占比超过了20%,有人认为超过了30%。从重大的收入水平来看,各类经营者都应该说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认为,怎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财税上怎么做,有几条。比如说落实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财税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创业。

  第二,着眼重点领域的改革。

  个人所得税。我们发现局部上存在明显的累退的效果。第二是起征点的讨论,现在来讲,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的占比来看只有3%、4%左右,指望它有很好的再分配效果是比较难的,如果再进一步提高起征点的话,税收在整个税收的占比会下降,再分配效果不可能有明显的效果,这是我们提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认为真正应该做的是,第一加强征管,尤其是对一些目前的高收入群体加强征管,提高征管的效率,目前做的是提高有效的征管税率,也不是提高其累进程度,更不是盲目提高免征点。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更多的是工薪税,很多是劳动税,我们觉得未来的税收制度改革也有做调整的必要性。

  第二是财产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缺乏有效的直接税。尤其是财产税直接税对代际的传递,包括收入固化、代际的传承还缺乏比较有效的干预措施,我们提出两个,比如说遗产税,之前我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模拟,遗产税在整个财产分配或者是收入分配中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遗产税还是一个小税种,指望它有很明显的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给社会的代际传递,包括公平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从遗产税的历史来看,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04年的时候又有人提到遗产税的草案,到现在提出的2013年国发6号文,提到“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从我们的历史脉络来看是退化了。文件提出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但今年人大立法仍然没有列入审议范围。

  第三,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国际比较,我们把所有的国家收入再分配政策进行区分,在市场化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调节或者是调控中起着多大的作用,我们做了一些定量的研究。中国的市场化收入差距,跟很多国家包括跟挪威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经过再分配之后,OACD的国家基尼系数下降了30%,北欧国家、芬兰这样的国家下降了50%,中国只是下降了8%。在所有收入差距降低的因素中,财政政策能够解释多少,70%一90%,个税只有10%左右,这有不同口径的研究,有一些研究甚至更低。

  第四,财政政策在目前的中等收入的流动性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等收入群体往上移动的稳定的只有1%,往下的历史加起来有40%。所以,为什么往下流动,比如说教育、养老的生活成本侵蚀了中等收入者。未来一方面要着眼于降低这方面的生活成本。

  解决关键问题,这两年我们做了很多关于财产财富方面的研究,过去10年中,房产每年的增长速度以年均来算是17%,平均大概是15%左右。房产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或者是高于平均的财产的增长速度。从财产的结构来看,房产在里面占了比例是15%,现在是80%。从财产的分配系数看,房产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做了一个解析,让房产包括房价在整体财产差距扩大中占了将近50%。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估算,从2002、2013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每次股市楼市的大起大落,都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洗劫。我们认为未来财政政策需要解决的是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根据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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