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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罗天昊:越南改革何以后来居上?

作者:罗天昊  时间:2012-02-08   浏览次数:0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2005年,越南更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可谓“藏富于民”。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连总书记竟然都进行了差额竞选。越南的改革,由此风潮千里。

  革命领袖的权威,如果不能及早马放南山,则权力的剑刃,必然伤及民族国家。丘吉尔虽领导英国人赢得二战,戴高乐带领法国人获得新生,但是他们却平静接受自己被民众赶下台。让领袖完成英雄自我消亡,而非纵容领袖以权力的剑刃戕害国家。这样的民族,方富有理性和血性。

  当时,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因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麟角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因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相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在实行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现了政治局设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越南的政治局规模也不大,目前只有14人。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而在2011年初的越南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额选举。大会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大会投票产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补委员。这届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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