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其代表作有50年代的《士兵与国家》，60-70年代的《民主的危机》和《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80年代后相继出版了《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04年出版了他的最后著作《我们是谁》。其代表思想主要有民主的危机和克服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和国家认同理论等。其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末达到鼎盛，70年代后慢慢开始衰落，虽然其政治思想已不是当今主流思想，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的贡献却依然在前进。
本文主要是针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其政治发展理论，对于预见、防止和解决由于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某种政治失衡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积极地借鉴意义;其政治发展理论对当今世界形势的恶化，如中东局势的持续动荡，亦有重要启示作用。通过本篇综述的写作，了解国内学者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解读的整体进程，探讨其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意义，并试图找出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通过对其理论的解构，寻求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研究其政治发展理论，目的是用其理论对中国现状进行重新解读，并积极建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而上升为实践价值层次。
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概述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基础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其在追求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混乱。比如经济现代化是我们通向幸福的道路，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通过追求经济现代化没有走向繁荣，而是带来了混乱，这是普遍的现象，而非个案。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涉及到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秩序、权威型政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性等一系列的理论体系。
我国港台地区对亨廷顿的研究要早于大陆学者对亨廷顿的研究，其中港台地区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其主要代表代表作是陈鸿瑜先生的《政治发展理论》[1]、彭锦鹏先生的《政治安定的设计家——韩廷顿》[2]等。大陆学者则在80年代末接触亨廷顿，主要学者有严博非、蔡建波、朱士群、王彩波、张星久等。近几年来，以赵振军、孟军、戚洪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亨廷顿的理论进行了解构，探讨其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借鉴意义。本文所收集的资料大多为大陆90年代之后的学术论文，缺少在这之前及港澳台的学者研究(对其了解也仅限于其他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因此，此篇论文的局限性很明显。
通过对诸多大陆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对亨廷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政治发展稳定理论
亨廷顿所指出的政治稳定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动荡与转型社会表现出来的政治高参与、低度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等有关。
蔡建波从政治动荡的原因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与社会动员相关联的，他认为社会动员推动者人们对社会的愿望和期望;发展中国家，尤其农业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平等，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动荡;此外，还有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来的城乡差距、腐败问题，以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动员，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加，都推动者社会的不稳定。
戚洪国认为对于政治的稳定，亨廷顿指出秩序和持续性是两个核心要素。秩序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3]
朱士群从政治的制度化、现代化这一角度分析了亨廷顿的政治理论。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了稳定，而现代化却引起了不稳定;现代化途中将会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协调、现代化与政治的稳定的平衡陷入窘境。朱士群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亨廷顿悖论”。[4]在亨廷顿看来，政治制度化不仅可以保障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结构稳定性，也可以约束个人与群体欲望的泛滥和无情的竞争，增进社会道德，更好地创造和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贾莉莉通过对亨廷顿的研究指出，现代化、政治参与和政治不稳定有密切关系。“总结起来，主要观点就是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一方面刺激和加强了社会成员的欲望和期待，激起了欲望的高涨和膨胀;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却还不具备现代性，无法满足这些欲望和期待，致使社会成员的强烈挫折感并缺乏疏通渠道，终至酿成动乱”。[5] 她指出，亨廷顿对后发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的原因进行了逻辑分析：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 →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制度化水平低) 政治不稳定。其中，他提出在以上诸因素中，制度化水平低下是理解政治不稳定的关键。刘泉日也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根源。[6]许晓平认为，现代化对传统国家的冲突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7]
杨光斌就政治的稳定性指出，亨廷顿在他的书中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变革、城市化、教育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扩大了政治意识，增加了政治要求,但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同时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缓慢，结果必然产生政治动荡和骚乱。因此，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8]这些动乱频发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如食品、文化、教育等，但是在这些短缺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的、权威的、合法的政府。因此，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混乱，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
通过上述的描述可以看出，对政治的稳定性主要集中在制度化、现代化、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政党与政党制度等角度探讨。学者多数围绕着现代化转型与不稳定之间的因果链阐述这一理论：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张铭教授把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解为，“解决社会冲突的一套程序和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以政党为中心，程序是与民主、宪政结合起来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要有利于平等参与”。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
(二)政治发展的目标
政治发展是有一定目标的。许多学者将公平、正义、福利和效率等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而亨廷顿却将政治稳定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亨廷顿对政治发展的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将政治民主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
王彩波，基于对亨廷顿研究得出，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目标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的一体化，政治的制度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从权力来分析分析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权利的集中，权利的扩大和权利的分散。[9]政治的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他要求用政府的权威取代传统、家族、宗教等的权威。而任何组织的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可以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四个方面衡量。
陈胜通过对亨廷顿和福山的政治发展观的比较得出，亨廷顿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立场，从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权威政治的观点，主张将稳定与制度化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并演变为分析文明的冲突及强调民主的重要性。[10]20世纪80年代，亨廷顿提出了文化分析的重要性，并将政治民主代替了稳定合格秩序作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有五个：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和自主。这些目标之间可以相互调和的。王校彬也认为，亨廷顿思想转变的过程，也使得政治发展目标发生转变，有权威政府到民主政府。[11]
戚洪国基于权威主义及政党建设角度，提出政治发展理论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作为政治稳定的保障。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的超前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是产生政治不稳定的最直接原因。[12]因此，要想保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水平，尤为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刘泉日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13]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途径在于调和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使政治具有现代化所要求的制度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理论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而提出的，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出现的新变化，亨廷顿不断地自我修正自己的发展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后，其视角转向了政治民主，实现了由权威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转变。
(三)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转变
研究亨廷顿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为了理出其政治发展观转变的头绪，对于政治发展观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适应国际及国内形势的变化，更好的将其思想为我所用。
邱国成认为政治发展理论的目标前后是存在变化的。早期的亨廷顿对政治发展的目标界定为政治稳定，因此，极力地论证威权国家的合理性，甚至认为人类可以没有民主，但不能没有秩序。而到70年代以后，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目标转向了民主，更加重视文化的作用与地位，由民主目标代替了政治稳定目标。[14]
杨光斌认为，可以按照其关注焦点的变化将亨廷顿的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60 - 70年代以《民主的危机》和《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作为代表，强调权威和秩序下的民主;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著作为代表，强调所谓民主下的霸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强调权威和秩序，还是主张以军事霸权向世界输出民主，自始自终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反对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新保守主义。”[15]
孟军指出早期强调稳定、秩序;后期强调民主、文化。通过对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内在理路的梳理，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变化背后的“常”，也即其思想的连贯性包括四个方面：“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情境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关怀;对军队和军事实力的推崇”。[16]
亨廷顿的思想主题并没有因政治发展的目标的修正而发生改变，而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秩序的关注。虽然从早期的对权威政府的关注，再到后来对民主政治的青睐，亨廷顿始终关怀着秩序，他一直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找到秩序与民主的平衡点。
(四)对亨廷顿理论的评价
毋庸置疑的是亨廷顿的思想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起到了启迪作用。发展中国家遵循其思想及本国国情，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任何思想都会有其局限性。
蔡建波认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是考察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诱因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动荡原因是，却不能理直气壮的揭示殖民统治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的政治压迫和统治，以及对经济的控制和剥削，才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上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在政治体系上缺少自我变革和发展的权利，这是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使然”。[17]贾莉莉、戚洪国也持有此观点。
邱国成认为，亨廷顿早期对权威的极度推崇，忽视了现代社会中威权所提供的政治稳定具有暂时性，一旦经济发展难以维持时，政治动荡就会成为必然。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和保守价值取向与他功利主义心态及美国政治学者的身份不无关系。[18]而到后期，他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戚洪国指出亨廷顿政治发展思想的主旨是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而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实现政治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保证。其政党政治思想的价值在于：一是亨廷顿把维护政治秩序奉为最高的政治价值，二是亨廷顿所追求的政治稳定并不是一种僵化的、静止的稳定，三是关注政党能力的建设。同样亨廷顿政党思想也有局限性。一是在探索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时，只关注内在因素，二是政党制度选择上两党制度是理想的选择，但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并非都适合两党制，三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建立了政党和政党制度，通过政党和政党制度整合社会需求后，就可实现政治发展，他忽视了政党的阶级属性。[19]
对亨廷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后，岳世平认为，亨廷顿对制度化评价的四个指标，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组织适应性高低的标准，有失偏颇。[20]贾莉莉对亨廷顿制度化的四个衡量指标提出了质疑，且认为亨廷顿,未能在强大的政府与独裁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且权威政府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长期的稳定。此外，她指出，亨廷顿的思想带有西方倾向性，把西方看成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的成长道路应参照西方世界。赵振军认为，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一套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指导意义，但因各国国情、发展道路等不同，这套制度并非普遍适用。[21]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亨廷顿思想的局限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政治制度化的衡量指标缺少操作性
(2)没有界定权威政府与独裁政府的界限
(3)未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统治作深入分析
(4)其思想带有一定的西方思维定式
(5)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情
(五)政治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政治的稳定性得到世界各方的强势关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基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因此，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反思其理论，结合自己特殊的国情，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朱士群认为，研究亨廷顿的理论价值是用到中国的实践道路上，对理论解构之后，要重新建构适合自己需要的一套理论。朱士群指出，社会动员与经济的发展，社会失意感与流通渠道的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平衡，也正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重点解决的课题。[22]因此要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防止社会的动荡。贾莉莉也进一步指出，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发展和稳定的内涵和联系有很大的帮助。应像亨廷顿描述的一样，政治发展是稳定中的发展，而政治稳定是在发展中的稳定。亨廷顿严肃地指出，在本国政治体制制度化不高、不能有效地吸收融合参与的情况下，过分的政治动员将导致参与要求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走向政治动荡。[23] 肖艳从政治腐败大量产生、社会分配不均及强烈的受挫感的角度分析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素。她指出，借用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我们需要一个权威、高效的政府和执政党，要不断的调整分配格局来预防城乡差距和分配不均的形成，最后她指出要关注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度的带动。[24]
许可从发展观的角度指出中国现存的问题，一是政治参与得不到有效落实，二是基层民主急需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进行完善。因此，在建设方面，要以稳定为前提，逐步地、有计划地推进各项改革。[25]邢晓红也分析了影响当前中国稳定的因素，“信仰和文化价值取向多元化， 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加快，社会系统处于紧张状态，而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26]阮鹏颖指出了中国政治参与的不平衡，特别是基层参与意识极低。[27]刘泉日认为研究亨廷顿的理论，能够启迪我们从政治上拓宽和加深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等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启迪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问题的再认识;亨廷顿的有关改革的艰巨性与改革的战略战术的论述，对我们改革事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8]
一套理论最高的价值就在于其发展与运用。上述的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有腐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政党建设问题等，通过他们的阐述我们能够体会出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作为世界上特殊的国家，有着其特殊的发展模式，不是用意识形态就能界定的，因此，在发展中首先要考虑政治稳定，尤其稳定的环境，才可作为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