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所说的“软实力”，英文词即“soft power”，目前国内学者在此词的翻译上没有达成共识，常见的有“软力量”、“软权力”以及“软实力”。但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内涵并无多大区别，因此能够互用。另外，本文所说的“软实力研究”指的是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对“软实力”的研究，不涉及其它诸如社会、企业等领域的软实力研究。（相关链接：中国软实力研究批判 (1990-2009) (二)）
（1）
自从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开“软实力”（soft power）研究的先河以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软实力概念影响日隆，奈欣慰的说道：“我高兴的看到，这一术语成为公共话语，被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亚欧的政治领袖和专栏作家等广泛使用。”（参看【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2版，第7页）不可否认，“软实力”学说从约瑟·夫奈提出不久便吸引了彼岸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其研究热度也日益“升温”。1992年何小东等人翻译了奈的著作《注定领导》（中文书名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使得专家学者对奈的“软实力”概念有所涉猎。随后，王沪宁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中首次针对“软权力”（soft power）学说提出看法，引起国内学界对软实力研究的兴趣。于是，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国内学术界从单纯介绍或者引进约瑟夫·奈的学说转变到从中国的视角去诠释、理解以及运用软力量学说。尽管相关研究还存在不少缺陷与不足，但总体而言，学者们戛戛独造，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踵事增华。
对于“软实力”概念风靡中国的现象，郑永年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提出的具有政策导向的概念或者学说，由于存在着明显缺陷，并没能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理论却得以迅速传播，影响深远。在中国也不例外。早些年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近年来约瑟夫·奈的‘软力量’概念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学术界的推崇，加上媒体的炒作，奈的软力量概念近年来已经传遍中国。”（参看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我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在我看来，郑永年的批评显得苛刻，太阳底下无完美的事物，理论也一样不是尽善尽美的。奈的软实力理论固然有缺陷，但“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蔚然成风绝非因为“学术界的推崇与媒体的炒作”这么简单，因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学术界为什么会推崇与媒体为何会炒作？为什么学术界与媒体选择的偏偏是“软实力”概念而非其它概念？郑永年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明。因此，软实力概念风靡中国绝非空穴来风，中国的“土壤”与面临的“国际环境”都给了软实力概念发展的空间。（具体参看Sheng Ding，the Dragon's Hidden Wings：How China Rise with Its Soft Power，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8，pp23-39）
（2）
伴随着软实力概念风靡中国，有关软实力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相关文献成千上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纵观这些文献，一个有趣的研究现象是，中国的软实力研究背后似乎都有一个潜在的参照系，即美国。具体原因或许如蒋英州所言：“奈提出的软实力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概念，与其他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一样，也有非常典型的美国特色，是典型的‘美国货’”（参看蒋英州，叶娟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62卷第3期）因此，在研究中国软实力的文献中，学者都有意或无意的将美国的软实力作为其参照对象，因而无可避免的会对美国软实力的本质或者特征进行相应的说明或界定。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文献对美国软实力的本质或者特征做出的论断竟然高度一致。“霸权”、“软性霸权”、“帝国”、“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中心主义”、“强权政治”等词汇俯拾即是。
有的学者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有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是为美国谋取全球霸权出谋划策，是一种典型的霸权式软实力定义。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缺少普适性价值，我们在运用这种理论时，应注意提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为我所用，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照搬。”（参看曹东：《近年来国内关于软实力研究的综述》，《西部大开发》（中旬刊），2009年第12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Soft Power问题的日益关注，继续使用‘软权力’并以奈的内涵界定作为分析中国国家力量建设的价值基点，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歧义和误读，容易陷入美国中心主义理念下的霸权思维陷阱”（参看刘杰：《中国软力量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国际体系与中国的软力量》，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有的认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所体现的软实力观是美国掌控世界的霸权观、冷战对抗的思维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参看余玉花：《论文化软实力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有的学者指出：“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服务于美国霸权需要，旨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他毫不掩饰地写道：‘美国必须对软权力进行投资，发展软权力。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参看邓维，宋国栋：《述评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理论观察》，2009年第3期）；有的学者断定：“显然，奈提出“软实力”理论，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他希望美国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娴熟运用，保持乃至增强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以更小的成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刘相平：《对“软实力”之再认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有的学者断定：“约瑟夫·奈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提出了软权力概念，具有强烈的‘美国特色’，即对外谋求‘软性霸权’，所以，他的‘软权力’论有着工具性，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倾向。事实上，这一理论已被一些西方大国纳入自己的‘战略武器库’，成为干预和控制别国的重要手段。”（郭杰敏：《当前我国软力量研究中若干难点问题及其思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有的学者阐明：“应该明确，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是为美国霸权和国家利益服务的，旨在提醒美国决策者注重使用软权力，以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强调软权力并非追求霸权，而在于寻求更多的国际认同与尊重。”（参看谢雪屏：《论文化软权力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第36卷第5期）；有的指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集中地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内涵和本质。美国软实力的宗旨是谋求世界霸权。而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都只是达到这一宗旨的工具。”（参看叶青春：《从现代性困境看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超越性》，《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月第43卷第1期）。
有的学者指明：“美国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但却有着对全球‘征服’的帝国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软实力’含量较高的美国文化，在美国建立和维护其全球霸权过程中，发挥了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有形或无形收益，则远远不是用具体数字所能衡量的。”（参看王晓德：《“软实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有的学者指明：“冷战后美国化现象的加剧是美国软权力急剧膨胀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霸权无形扩张的基本标志。新形势下的美国霸权给我们以诸多挑战和启示......‘美国化’是美国软权力的战略辐射和无形扩张。”（参看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5月第3期）；而有的学者则指出：“‘文化霸权’构成目前国际关系中霸权政治和强权政治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和政治、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运用文化强力来强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国际行为，甚至国内行为，乃至力图影响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决策过程。这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尤其是对正在成长的、在未来有可能具有强大实力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更是力图用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影响它们，甚至配之以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参看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针对这种研究现象，有的观察家做出如此评价：“软权力理论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美国的‘文化外交’，认为‘美国政府正在实践着摩根索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美国‘利用文化软权力所展开的文化外交是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策略……’，‘历史上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同对内政策一样，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等等。其二，提出中国应构建文化安全或实行文化外交，认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好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是一个日趋紧迫的重大现实课题’，‘捍卫文化主权不仅事关文化的独立性，而且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并指出‘实施文化对外战略，要具体落实到文化外交活动中’。”（参看陈玉聃：《论文化软权力的边界》，《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有的学者指出：“正是因为有些学者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不加分析地对软权力概念的运用，导致了学术界有人把它视为美国文化霸权主义话语和‘和平演变’的图谋而进行抨击，而这种抨击却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过分注重，反过来又导致一些人对软权力的绝对排斥。”（参看姚航，姚锡长：《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在中国的流行和命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8月第23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