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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彭再友:政府自我改革的现实悖论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11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考量,都很有必要把国家结构之中掌握更多权力的政府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理论分析框架。

  诺思的“暴力潜能”分配理论认为,“政府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性质。”通俗地说,若新增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该政府便是契约政府;反之,则是掠夺性的政府,由此也便生发出处于敌对双方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此从这个角度去考量的话,政府可以被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它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如何分配社会财富”。这种组织和企业一样,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它的行为也要受到“成本—收益”经济收益分析的制约。其基本作用在于界定和行使产权,且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但同时,它又是追逐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的行动集团。

  据实而言,在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是使得社会不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政治根源。也就是说,政府两个目的冲突根源在于有效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处于权力垄断地位的权力精英们心如明镜,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当然有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但却可能不利于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统治者往往可能倾向于维持或建立一套低效或是无效的产权制度,并以含混不清的言辞向外界诠释其自我革新之不易,声言“我们是很想革除诸多弊政的,只是阻力太大,容我们时日,等待改革时机到了,我们自会欣然从之”,这便是政府自我改革的现实悖论。

  摘录一段源于《产经新闻》的宏观经济例子,也许道理能够不言自明。

  2012年第一季度,白菜产地(如山东)收购均价低于0.10/市斤(人民币),到终端市场(各大超市)之后,平均销售单价超过2.50元。刨去超市迫于当地物价部门的管制而努力压低的不足三毛的利润,中间环节占据价格贡献的96%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中间环节的提价构成。先来看物流,白菜从山东出发,辗转到贵州的超级市场,综合运价在每吨1200元左右(锦程物流)。扣除投机和投资的因素,也就说,剩下的超过2000单位的人民币花费在了各个关卡上了。谁有权力设立关卡呢?自然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即是说,我们10年以来的物价之飞涨,有一大部分原因,不是市场供需失衡导致的,而是源于政府行政垄断和自身逐利。行政机构的臃肿和权力运行得不到应有的体制外约束,是影响我们经济发展不平稳的重大政治性缺陷。

  针对这一情况,罗尔斯提出了一种“假设契约”的理论。即想象把人们置于“无知之幕”下,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天赋、才能以及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但他们知道拥有一些美好的事物是有意的,如自由、机会和财富,以及实现这些利好的权力。此刻,如果建立联合体已属十分必要的话,人们基于害怕别人享有的权力将会限制自己自由的假想,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约定一种正义的原则:即是广泛的平等和自由。

  想象一下,如果行政官员不再搞隐蔽的集体世袭,社会阶层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受来自契约平等之外的制约,那么,他们是否会设身处地地考虑重建不合理之现行架构呢?这里有且仅有一个蛋糕要分配给十个人——假设蛋糕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必需的。而你是手握切蛋糕之刀具的人(你是分配者)。我们换一种与现行体制向左的分配方式:蛋糕还是你来切,还是五刀十份——但是,切好之后的蛋糕由其他九个人先拿。强调一点,这里边不掺杂任何诸如“孔融让梨”之类的道德因素。这个时候,相信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把蛋糕均分成十份。

  因此,我们说,社会之不公正,不在于政府垄断了公权力,而在于人们失去了选择之自由。而政府自身改良之所以迟迟不见推进,根本性的原因,正在于改革会削弱甚至是让它失去分配社会新增财富之大权。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原因,如果财富不能绝大部分的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那么在博弈的过程之中,它便不会如之前那般骄横。因此,破除政府自身改革之困境的切入点,便在于如何改革分配制度——分配大权在谁的手里,谁先做出成果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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