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政府改革

彭再友:集权效应与经济发展

作者:彭再友  时间:2012-04-17

    按照惯例,在论证题设之前,必得要先回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果的。然而,基于该过程的冗长、繁琐而论者众多的现实状况,我觉得还是把有限的笔墨花费在原因的追索上比较合乎适宜,否则,这篇文章势必成为落入窠臼的官样文章或是无关痛痒的口水白话,而对于反思过往的得失和增进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强化对将来的把握并无良益。顾炎武有言:经世致用。即是说,知识分子学习和论辩的终极目标,乃是在于改良我们的社会,让广众获取更多的福祉。

  转入正题。

  首先,允许我旗帜鲜明地立论:一党专政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三十年来我们取得诸多成就的最根本的政治原因;同时,它也是导致现阶段我们出现众多棘手问题的政治障碍。

  在论证分号前半部分的观点之前,我必须以形象的叙述,对我们现阶段的政治架构稍事梳理,目的是为使广众对现行的“民主共和”有一目了然的认识而不致过激或是保守。

  仅就忠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构在封建社会制度上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度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其实并未真正接受民主共和的洗礼,他们疏于民主共和的洗礼,而亲于封建专制教化,他们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封建伦理纲常熟稔于心,却少知“自由平等、民众共和”为何物。实际上,我们的革命和改良多数时候只是精英的事情。即便是后来的“人民战争”的策略,广众也多是忠实的追随者却绝少领头羊。

  实事求是地说,在引领我们前进的这一大批精英之中,也并非个个皆深谙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之精髓。而领导阶级的内部,同样也是分阶层的。源于封建特权思想和个人品质以及集体素质的影响,既掌大权,自不想轻易还权于民。加之深受封建思想涂毒的土生土长的旧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能力提出一套超出他们想象力的制度体系来制约权力,因此本质上,我们表面宣导多数民主,实际上的权力运作方式,还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最高领导人说了算。一个令真正的民主斗士气短的现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罗大众乐于被奴役,而已经日渐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及其幕僚也不愿脱下权贵的外衣,和庶民同食一桌。再更进一步,道理也许能够更加清晰和简练。执政党好比封建社会的皇家一脉,是权力的天然拥有者;而总理领政下的政府就是古之宰辅制度。即是说,礼乐征伐仍旧是一以贯之的自“天子”出,庶民只有遵从的份。

  也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上,我们有了三十年的狂飙猛进。翻开《世界通史》,只要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其建构之初,只要不出现重大的深入到经济层面的政治动乱,其经济在短期内重新回暖并取得重大的进展是既定规律。因此,有成就是正常的,无需过分渲染。究其原因,一方面,新生政权急于巩固统治,笼络民心,所以与民休息,课税较轻,藏富于民;而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有较高的利好预期,勤劳奋进;同时因为征战,十室九空,没有多余的社会财富,人们虽有争心,但是无物可争,所以吏治清明。统治集团渴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让民众看到自己与其前任的不一样,因此官民之间易于产生最大的合力,建设其国其家;另外一点,则是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权归中央,核心权力掌握在一个小团体里,只要政治目标一旦树立,便易于达成共识,并形成决策,政府的运行效率相对较高。一个事实例证是:当中国全国人民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如火如荼地奔走劳作的时候,崇尚权力制衡的西欧诸国的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削减公民福利的提案吵得不可开交。

  因此,单就决策效率这个层面来讲,在政权建立初期,一党专政有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政策共识,避免干扰,齐心协力搞建设。也因此,在这个时段内,经济可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的发展,所以说,此刻集权是有益的也许甚至是应该提倡的。然而,究其必然性而言,却不具备十足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发展到了那个阶段,自然会有这样一个人或是一个集团来做这件事情,并不存在天命所归这种反科学的说法。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绝无宿命的关联,一切皆是巧合,非此即彼。

  同时,正如硬币均有两面,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层级的时候,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制衡的相对缺失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也就开始显现出来了。此刻,专政和集权消极的一面渐渐成为决定这种权力结构性质的主导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它开始起相反方向的令人生厌的阻碍作用。

  通常这个时候,得益于诸多因素共同缔造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良的成果,易于被执政集团形塑成英明领导的回馈。他们当然也提人民的付出,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建构在有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决策层之上。因此,领导层易于形成骄傲自满、自我膨胀、独断专行的官僚习气。他们轻易地放弃和背离“群众路线”,科学执政和民主决策渐成空谈。作为改朝换代功臣和经济发展的最大获益者,他们开始阻扰新一轮的变革运动,而这是他们之前提倡并欣然乐从的,他们成了新的反动派和保守者,成了新一轮变革最大的绊脚石。

  生产关系一旦形成便立即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不断变革和创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够适应已经进步了的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权力精英们垄断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除非拥有至上的美德并在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身体力行,否则一党专政多数时候,是独裁统治的代名词。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哪怕是不利于改善广大人民福祉的决策,只要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都要让绝对忠于执政单的代议机关通过立法并急速上升为国家意志。公众没有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只能够听见一个声音。此刻,正确的取得重大成果的决策固然会被大力宣扬,即便是微小的成就也极有可能被过分放大和夸饰,以至于闹出诸如“稻米亩产3万斤的笑话”,而重大的失误自然被字斟句酌地描述成微小的不足,是探索过程中少不了的学习代价。

  此时的决策层,头上紧箍咒多如牛毛,耽于守成而贻于进取。有进益的探索浅尝辄止不敢深入,缺失了犯错误的勇气也禁止他人犯错误。党派内部实际四五分裂,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大打折扣。在相关利益集团的主导下,政府及其最高领政人物在重大决策上软弱无力、犹豫不决最后沦为相关利益团体妥协媾和之后的协议宣布者。此刻的政治,成果大的一头由少数权贵精英和经济巨头分享;而决策风险却由全体人民公担。因为权力缺少来自草根阶层的监督,所以实际上日益与人民路线向背离。由于世俗的政治权力垄断一切,所以“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恣意横行。官员们所思所想,皆是升官发财而不再是“如何治理好这个国家”。脱离民众的决策因为缺少群众基础,所以要么怨声载道,要么遭遇漠然淡然。一个国家不怕有一万种声音,怕的是只有一种声音!

  改善此种情况的思路不外乎两种:制衡和监督。合乎实际地说,体制内的制衡和监督历来就有并且不乏成功范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制度设计却很少考虑到体制外的制衡和监督。并且,纵然是体制内的监督,我们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集权而不是分权。自秦始皇开始,我们的所有制衡和监督的目的,都只是为了使最高统治者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君王不在体制内。到了今天,实际上也是如此。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仍旧还是没有得到它应有的权威而继续并将长期处于不尴不尬的位置。我们的权力运作的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权力手段仍旧还是党派意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权力主体都被纳进监督和制衡的范围,“天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这就是我们体制内制衡和监督的弊病。

  由于执政党实际合法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因此可以说任何所有的国家机构,本质上都是要遵从它的旨意并为其服务的,这些机构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绝对的忠于执政党。因此,政府可以说成是为执政党出脸或是背黑锅的工具,而代议机关也不过是其意志上升阶段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这样一来,高度统一之下,虽然决策易于快速通过并飞速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决策错误或是不当的几率却大大的提升,决策的风险和成本也就大大的增加。

  而体制外的制衡和监督,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是非正式的,并未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的,也就说是非法的。经济发展至今,再加上高等教育的乏精英化教育,要说社会上还未有形成任何对于执政党的决策产生制衡和监督作用的组织和个人,那是脱离实际的说法,是不诚实而缺乏学者操守的。然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仅没有任何一项立法表达此种存在的合理性,反而,某些奴性十足的官员还在按照固有的思维定势努力压制此种来自民间的“正义呼声”。也有追赶时髦的个性份子,秉持“你有说的权利,我有假装听的义务,但是却绝对不把你的诉求放到政治议题上来”的原则,以为民主外衣,欺骗舆论和赚取民心。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中国改革论坛 中国改革论坛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 0898-66189066 举报邮箱:info@cird.org.cn 技术支持:0898-66189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