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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家治理

作者:马骏  时间:2015-06-01

  
  

  马骏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国家治理转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会面临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既有许多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有所谓“中国研究”的观察家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如何回应这些关于中国转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崩溃”的论点,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国家治理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都是学术界必须回答的问题。我想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以及麦格达尔关于国家与社会互相构建的理论,分析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是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变迁重构国家治理,以及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任何国家在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都需要处理国家空间、市场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处理这四个空间的不同模式,就是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就是不同的国家建设道路。根据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结合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任何国家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遭遇市场化运动,并随之遭遇反制市场化运动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由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不是互相隔绝的,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国家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互相冲突的“双向运动”之间进行权衡。国家的自主性、市场化运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互相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国家建设的道路、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与重构。

  我认为,从经济改革一直到2003年中国开始调整发展模式,中国的国家建设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个单向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个过程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的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并催生各种各样的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对国家治理构成了新的挑战。

  从2003年开始,中国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并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诉求。由此,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及其政策体系越来越重视保护社会利益。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国家治理调整对于缓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经过30多年的社会经济变迁,个别的政策调适已不足以全面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调整。从2012年开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整个国家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各个方面均衡地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改革目标。这些都表明,中国开始全方位地适应经济社会变迁,重构整个国家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中国从2012年以来开始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表明,面对经济社会变迁,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式。在过去两年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部署的许多改革正在有序地进行。同时,仍有许多改革还有待推进并取得效果。这说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不过,与以前的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难度最大,挑战也最大。首先,国家治理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这就是挑战之所在。其次,如何选择改革先后顺序,如何掌握改革的速度,如何在冲突的利益中进行平衡,这些都是难度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落实到位。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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