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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作者:胡杨玲 周林刚  时间:2012-02-21   浏览次数:0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集体消费理论视角

  随着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管理也因此成为时下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对于何为社会管理?其外延何在?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何增科教授在《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中指出,我国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自觉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提出了十大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个框架与逻辑,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属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设内容,又属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内容。《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对个人享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做了原则性规定,指出“人人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今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城镇化社会、法理社会、能动社会、原子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丰裕社会、公民社会、信息社会、风险社会的新阶段。新阶段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解决这些新的社会问题,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保障人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社会权利,都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何增科,2009)。

  社会学研究表明,人口快速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卡斯特认为,劳动者起初主要是通过个人提供的私人消费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如休息、休养、生殖、学习等);在农业社会中,农民个人为自己提供食品、衣物、房屋、出行手段以及其他所需的大部分东西。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已日益变成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夏建中,1998)。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从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视角探究当今城市社会分化与不平等是新都市社会学的基本立场之一。努尔·卡斯特首先提出了集体消费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集体消费指的是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Castells,M.,1983:75)。卡斯特认为,都市系统分析不能分离于整个社会系统分析,都市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功能,这个功能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而在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消费,消费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蔡禾、何艳玲,2004)。集体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有满足公共需要的功能、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和社会整合的功能(王宁,2007)。作为集体消费单位,发达资本主义城市通过再生产劳动力而复制资本主义的体系,通过国家供给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住房、教育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如果集体消费品供应不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劣,如交通堵塞、住房短缺、不良的卫生和教育,就会引发城市运动,为了避免爆发新的政治危机,就必须保障集体消费品的有效供应(Castells,M.,1983:115)。

  基于工业化、城市化土壤而建构起来的新城市社会学集体消费理论不愧为透视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一个很好视角。在集体消费理论看来,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城市社会最基本的集体消费品,城市政府理所当然地要为广大市民承担起供给的主要责任。但事实上,政府在为民众配置公共文化资源时往往偏向社会中上阶层,而忽视位居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透过弱势群体文化消费的基本概况,可以从深层次解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合理、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

  (一)研究方法

  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涉及资源分配、社会整合、政治认同,以及这些过程的象征化、美学化和合理化,而所有这些无疑都属于文化治理的议题。简单地说,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达到“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吴理财,2011)。

  弱势群体也称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是指“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王思斌,2002)。他们“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郑杭生,1996)。按照学界公认的界定,弱势群体一般包括残疾人、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他们“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目前的弱势地位,要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给予帮助或支持”(郑杭生、李迎新,2003)。无论是从生理上说,还从社会意义上讲,残疾人都属于弱势群体范畴,这也是社会各界公认的观点。残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我国现有8300多万残疾人,涉及2.6亿个家庭人口。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社会发展的短板,其文化需求的满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水平。因此,本研究以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为分析维度,以新城市社会学为理论视角,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平等状况加以透视。

  (二)抽样情况

  在2010年7月至9月期间,课题组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分别选取了东、中、西部的深圳、南昌和兰州等三个城市作为调查点,按照残疾特征变量,采取分层抽样加配额抽样的方式,一共抽取了1900位残疾人或亲友,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784份,有效回收率为93.9%。

  抽样样本基本情况如下:(1)城市分布。深圳767人,占比43.0%;南昌545人,占比30.5%,兰州472人,占比26.5%;(2)性别比例。男性1078人,占比60.4%;女性706人,占比39.6%;(3)年龄结构。16~25岁230人,占比12.9%;26~35岁329人,占比18.4%;36~45岁1211人,占比67.9%;46~59岁14人,占比0.8%;(4)残疾类别。肢体残疾572人,占比32.1%;视力残疾216人,占比12.1%;听力语言残疾226人,占比12.7%;智力残疾311人,占比17.4%;精神残疾346人,占比19.4%;多重残疾113人,占比6.3%;(5)残疾程度。一级残疾442人,占比24.8%,二级残疾382人,占比21.4%;三级残疾551人,占比30.9%;四级残疾320人,占比17.9%;没有定级89人(5.0%);(6)

  生活自理程度。生活完全自理636人,占比35.7%;生活部分自理861人,占比48.3%;生活不能自理287人,占比16.0%;(7)致残因素。先天性致残537人,占比30.1%;后天性因素致残1247人,占比69.9%。

  三、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状况分析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31条专门就残疾人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加以确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指出:“组织残疾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艺术、娱乐活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新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曾把消费品分为二类,即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Castells,M.1983)。据此,我们将残疾人文化消费品划分为两类:①个人文化消费品,指的是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单独占有和消费的文化产品,比如日常吃、穿、用的商品;②公共文化消费品,指的是不能被分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比如公共图书馆、公共闲暇设施等。本文主要围绕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消费状况进行定量测评。

  (一)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采纳了综合性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小区阅览室、书城购书中心、公共体育运动场所、电影院剧院音乐厅、歌舞厅夜总会KTV、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等9类指标,以参与频率作为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考量标准,在分析中我们对“从没”、“很少”、“有时”、“经常”分别赋值0、1、2、3,主要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统计意义上讲,当最大值为3最小值为0时,其中位数为1.50,若整体消费水平尚可的话,其均值应该在1.50左右。但是表1显示,在9个公共文化消费指标中,均值最大的“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也只有0.97,歌舞厅、夜总会、KTV的消费均值仅有0.22,其他7个指标的均值都处于0.30~0.42之间。另外,从9个指标的频数分布中,我们发现,七成以上的残疾人从没去过图书馆、书城阅览室等公共文化场所,68%左右的残疾人没有去过体育休闲场馆。可见,当前城市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整体水平很低。

  (二)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

  1.因子分析

  为了简化统计分析,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从9个公共文化消费指标中提取出了两个因子,主要分析结果如表2、表3所示。

  表2显示,检验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的数值为0.868,可见,各公共文化消费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大差异,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

  我们采取了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Varimax),从9个公共文化消费变量中,提取了2个公因子,即图书文化消费因子和体育休闲消费因子。

  2.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了探究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我们分别将两个公共文化消费因子作为因变量,将(1)性别、年龄、家庭规模等人口特征变量;(2)受教育年限、收入、区域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3)残疾类别、生活自理程度、致残原因等身体特征变量;(4)助残政策满意度和无障碍环境满意度等宏观政策与环境变量;(5)参与能力变量等五类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4就是主要的分析结果。

  从回归模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在人口特征变量中,性别和家庭规模对两个公共文化消费因子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年龄对体育休闲消费因子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则残疾人体育休闲消费水平就会越低。

  第二,受教育年限对残疾人的图书文化消费和体育休闲消费均有着正向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则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水平就会越高。收入对残疾人体育休闲消费因子有着正向显著影响,月收入越高则体育休闲消费水平就会越高。区域变量在残疾人体育休闲消费因子上有着显著影响,深圳残疾人的体育休闲消费水平高于南昌,但南昌和兰州没有显著的差异性。

  第三,不同类型的残疾人在公共文化消费的具体指标上有着一定显著差异性。例如,在图书文化消费上,听力言语残疾人比肢体残疾人的消费水平高残疾类别、而在体育休闲消费因子上,肢体残疾人的消费水平比智力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和多重残疾人高。生活自理程度和致残原因等身体特征变量没有对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消费水平产生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第四,参与能力是影响残疾人图书文化消费因子和体育休闲因子的共同个体性因素,若参与能力越高,则其公共文化消费水平就会越高。

  第五,助残政策和无障碍环境是影响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的共同宏观变量。助残政策满意度越高,则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水平越高。无障碍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则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水平越高。

  四、结论与对策

  (一)简要结论

  正如新城市社会学集体消费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城市政府在为城市居民配置各类集体消费产品时常偏向富人和社会上层,弱势群体往往会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本研究通过对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的实证分析,再次论证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合理、不公平使得弱势群体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边缘,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还表现在集体消费领域。具体而言,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残疾人这类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的实现状况很不乐观,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体系框架已经形成,但是文本层面上的社会权利同实践层面上的社会权利还有一道亟待弥合的裂痕。

  第二,弱势群体社会权利的倾斜性配置还处于轻度配置和浅度配置阶段。倾斜性政策满意度是制约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宏观政策变量。鉴于弱势群体的弱势性,政府必须出台一系列倾斜性的保护策略确保其基本公共需求。应飞虎(2008)指出,从权利倾斜性配置对利益的影响看,有对利益的轻度配置和对利益的重度配置之分;从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看,有深度倾斜性配置和浅度倾斜性配置之分。显然,旨在满足弱势群体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政策的倾斜力度还远远不够,尚处在轻度配置和浅度配置阶段。

  第三,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影响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的主要变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弱势群体文化程度、收入状况等因素而导致的公共文化消费需求的差异性。

  第四,无障碍环境是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最基本硬件条件。因此,在构建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应该优先保障弱势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区与社会的无障碍环境。否则,广大弱势群体根本无法真正的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文化权利的实现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五,对于残疾人、老人这类生理性弱势群体而言,参与能力是制约其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显著因素。注意力、理解力、学习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是弱势群体参与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要提升弱势群体的参与能力,必须从多维视角入手对其采取增权的策略,以消解社会障碍性因素,达到增强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目标。

  (二)推进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

  文化权利是人们通过文化活动获得利益的权利,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既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基本途径,又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举措。鉴于当前弱势群体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边缘的现实困境,以及弱势群体文化权利实现的特殊性,本研究提出如下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路径:

  第一,普惠加特惠原则,实行一般性制度安排与专项制度安排相结合,充分依靠现有一般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弱势群体服务,同时根据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出台一系列特惠型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公共文化资源倾斜性配置的力度,实现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度配置和深度配置。

  第二,在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以专业化为基本导向,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满意度为考量依据,突破以往“政府办社会”、“政府包揽一切”的惯性思维,使公共文化服务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弱势群体的实际出发,以解决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共文化需求为突破口。

  第三,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积极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改革创新的主要抓手就是社会组织,因此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中,必须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可以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支持助残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性文化服务,开创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模式。

  第四,坚持服务为本的逻辑,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弱势群体民意表达机制与参与机制。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核心内容之一,公共文化供给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基本责任。但是,在一贯的行政逻辑牵引下,基层政府并不在意民众的真实想法和评价,在所谓的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也因此往往缺少民众的表达和参与的环节,因而在许多地方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脱离民众的需要,造成服务与需要的错位乃至脱节,其服务的内容和项目往往是上级的“规定动作”或者是官员的“想象”甚至一厢情愿(吴理财,2011)。为避免将有限的公共文化资源有效得予以配置,必须充分鼓励动员弱势群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与民众的良性沟通渠道。

  第五,鉴于弱势群体经济上的贫困现状,地方政府应创新文化惠民的手段和方式,首先向残疾人、老人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发放文化消费补贴,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最终使得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众都能享受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

  第六,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在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社会工作者从优势视角出发,通过采取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专业手法,有针对性地提升弱势群体的参与社会能力,激发弱势群体的权能,满足其基本的公共文化消费需求。

  最后,积极推进公共环境无障碍改造,实施对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公共体育场馆、影院、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的无障碍改造。推进交通设施无障碍改造,实施对道路、行人设施、公共交通、交通枢纽、交通信息及标识等无障碍改造。推进社区环境的无障碍改造,将无障碍改造纳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范围。

  参考文献:

  蔡禾、何艳玲,2004:“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学术研究》,2004,1。

  何增科,2009:《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世界人权宣言”,http://www.un.org/chinese/work/rights/rights.htm

  夏建中,1998:“新城市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4。

  王宁,2007:“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3。

  王思斌,2002:“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社会学月刊》,2002,6。

  吴理财,2011:“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江淮论坛》,2011,4。

  应飞虎,2008:“权利倾斜性配置的度”,《深圳大学学报》,2008,3。

  俞可平,2007:“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学习时报》,2007—04—23。

  郑杭生,1996:《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郑杭生、李迎生,2003:《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弱势群体与社会支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anuel Castells.1983.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London:EdwardAmold.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1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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