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好几批在重大责任事故中受到处分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问责官员复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对种种质疑，笔者倒有些别的看法。
其一，问责的目的是什么？一个地方出现重大责任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也使这个地方的民怨升腾、民愤汇集，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责任大小，对他们进行处分完全是应该的。然而，处分的目的是什么？并非局限于“平民愤”、“息民怨”，而是要受处分的领导干部从惨痛的事故中警醒，从深刻的教训中铭记；面壁思过，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增强责任意识，避免悲剧重演。显然，对官员问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并非“一棍子打死”。这就如同体育竞技比赛，运动员违规，可以处罚停赛半年、一年，期限若到，仍可视情上场参赛。
其二，问责的效果怎么样？一个制度好不好，要看它实施的效果如何。自2003年“非典”时期实行问责制度以来，不少干部因重大责任事故受到处分、甚至“下课”。一方面，问责制度对整个干部队伍的触动是很大的。问责制度让领导干部明白：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就能造福一方，对得起广大民众，自己也政绩卓著；用不好，就会祸及百姓，自己也会受到处罚。凡出事，便有领导干部被问责，让整个干部队伍随时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有利于各级干部增强责任心和事业感。另一方面，它对被问责的干部是有帮助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往往难以从各种事务性工作中脱身，整日忙忙碌碌，无暇梳理、思考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一旦“下岗”，则有时间躬身自省，查找自己的不足之处，让头脑变得冷静、让心态变得正常。宁静致远，这个“冷却”过程对干部的成熟、成长是很有好处的。不能因为有 “问责官员”复出了，就认为这项制度 “形同虚设”，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三，“问责官员”复出后怎样使用？笼统地批评“问责官员复出”现象，容易以偏概全，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笔者认为，首先要看“问责官员”复出后担任的什么职务。是提拔、是平调、还是降级使用？是到“主干线”工作、还是到“二线”工作？是到条件优越的地方工作、还是到条件艰苦的地方锻炼？只有多角度、全方位观察，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比如，有的“问责官员”复出后，工作的地方条件非常艰苦，承担的都是“急、难、险、重”的活儿，面对的都是普通百姓的企盼，这样的安排，也是对“问责官员”的一种考验和历练。如果干得好，能够顺利通过这种特殊的“考试”，证明问责之后，确实吸取教训，思想素质、精神面貌、作风意识、工作能力得到一次提升，还可重用；如果干得不好，“考试”不及格，当然要作出调整。
厘清以上三个问题，并非全盘肯定“问责官员复出”。笔者认为，“问责官员”的复出须遵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出山”太快。既然是“问责之人”，就应停职反省较长时间。时间太短，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出山”后不能比原来“位高权重”。既然受处分“下课”，复出后几年里只宜“有限使用”，要有较长时间考察其是否“吃一堑，长一智”？是否深刻吸取了教训？如果“出山”伊始，很快就又提拔重用，既有悖于科学选人用人的原则，也会激起新的民怨。
行文至此，想起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角色深受大江南北观众喜爱。李云龙屡屡犯错，屡受处分，又屡立奇功。李云龙的原型是解放军的一位将军，试想，如果因为他犯了错误，“永不叙用”，军中岂不是少了一个奇才？以此类比，笔者认为，对“问责官员”既不能意气用事、“一棍子打死”，也不能不讲规矩、随意复出、“大胆使用”，而应该立一套严肃、透明、公正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