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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赵树凯:维护稳定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政府改革

作者:  时间:2010-11-06   浏览次数:0

在经历了2008这个多事之年之后,2009年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汇聚了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年:五四运动90周年、西藏解放50周年、共和国建国60周年,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今年也是20年。在这样一个“大年份”,如何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群体性事件高发,维护社会稳定,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的社会形势,请谈谈你的看法。

赵树凯:人们往往喜欢讨论多少周年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多少周年和政治社会周期不是一回事。社会稳定的形势和历史事件多少周年关系不大,如果说有关系,是赶在这个点儿上了。真正有关系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经济、社会情形的变化,最主要是矛盾的积累。如何看待目前的社会形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开了几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核心,稳定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社会矛盾的生长点在增加,并且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比如就业、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和基层选举等问题,都很容易传导、延伸到社会稳定层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家说得很多,但是比较扎实的调查分析报告还没有见过。

凤凰周刊:“群体性事件”作为普通民众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最初发生到现在,在性质上有哪些变化

赵树凯:从事件来说,是1993年的四川仁寿事件。但1980年代中期农民反映负担过重就出现了,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农民的个别抵抗转化为群体性事件。如果划阶段,仁寿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标志,2004年的万州事件是另一个标志。为什么这么说 仁寿事件是农民抵抗基层政府的缴费负担,万州事件则出现了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是直接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是信任问题,是在以往的经历中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在事件中被激发出来了。另外,参与者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很多是与事件无关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

2008年的几个事件能不能构成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来看还为时尚早。从事件本身来看,冲突起因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冲突的规模大小、激烈程度有所提高;参与人数增多,人群成分更加复杂,显示这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某种意义上,开始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腐败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

凤凰周刊:2005年7月,周永康在分析群体性事件时指出,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2009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显示,39%的人对政府惩治腐败的工作不满意。腐败在诱发群体性事件中有多大比重

赵树凯:从直接诱因来讲比重不大。表面上看, 贪官贪的通常不是特定个人的钱,不是直接侵犯某个人的利益。但是腐败对无直接利益冲突是非常大的诱因,或者是生成因素。腐败更多的是对公众信任和政府权威的破坏,让人感到一种暴政。我个人认为,腐败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因为它使公共政权变成私人工具,把公共利益私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剥夺了老百姓的权益。腐败使得政府的合法性下降,老百姓接受政府的管治不是因为觉得你是代表我的利益、为我谋福祉,而是因为你有权力甚至是强权、我不得不接受你的管治。

暴政摧毁老百姓的信心,让他感到不公正、不合理。这几年推出这么多的惠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为什么老百姓意见还是这么大,对政府的信任度还这么低 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出现导火索的时候,人的不满情绪就爆发出来,这种积压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是腐败的影响造成的。

凤凰周刊:分析认为,2009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维护稳定方面的压力比较大,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上访,你长期研究上访问题,对此如何判断

赵树凯:上访是判断社会矛盾、社会稳定的指标之一,但并不一定上访量大,就一定是社会矛盾很尖锐;上访量小,矛盾就不会激化。很可能上访量相当小的时候,是问题更严重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跑到信访系统之外了,如果他对政府彻底失望,通常就不选择上访了。上访说明他还是认可这个体制的,相信政府能够解决问题。对你不报任何希望了,找黑社会来对付你,何必还来上访

看形势不能只看上访量、发案率。如果你一头扎到上访的人里去,你看到的百分之百都是没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的,不再来上访。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上访问题,当初也总和上访的人在一起,看到的问题实在严重。后来到地方政府里工作,发现这个系统处理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存在不少体制上的弊端。所以要跳出来看问题,在一个大的环境里看这个问题处在什么位置。

最近有县干部跟我说,现在上访特别多,而且不到信访局,直接找县委书记。上访人说:“找信访局没用,在咱们这个县,就是书记说了算,找县长都不管用。”这是什么问题 是体制的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谁能管得了县委书记 上级政府。所以他直接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解决不了,他就往上找,就到北京了。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现在越级上访多,是我们执政系统的特点反映到基层社会里来。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应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被政治化了;本来在分散的不同部门能解决的,结果都弄到书记这里来,被集中化了。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4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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