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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为人民服务:官本位最后的终结

作者:靳凤林  时间:2012-11-13   浏览次数:0

  摘要“官本位”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色之一,“为人民服务”又是我们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为了搞清二者对立的根源和本质,本文对为人民服务与政府合法性的道德依据、为人民服务与政府的公共性及公共产品、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要将政府为人民服务这一行政伦理学的根本原则落到实处,从根本上讲,必须强化制度伦理建设,同时,应高度重视政府官员自身的道德建设。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广泛渗透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根本性质上讲,它与我们党和政府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伦理原则是完全对立的,要在整个社会彻底去除官本位观念,让各级官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现代行政伦理宗旨,就必须对“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和实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为人民服务与政府合法性的道德依据

  所谓政府合法性,主要是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及其所制定和实施的各项公共政策是不是、为什么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忠诚和支持,其所涉及的本质问题是人民权利(Right)和政府权力(Power)的关系问题。自近现代以来,学界对政府合法性问题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看法,如:韦伯认为政府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人民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阿尔蒙德认为如果韦伯所讲的信念是政府强加到人民身上的,那么它就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欺骗性特点,只有将人民的信念同真理性结合起来,这种合法性才具有可靠的心理基础;哈贝马斯则认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不在于其能否被人民认同的“事实”,关键在于政府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标准的合理性。撇开上述观点的差异性不谈,单就其共同性而言,他们普遍认同人民主权乃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天赋权利才成立了政府,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根源于人民的赋予。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的一切权威都是相对的,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人民的同意,如果政府机关及其掌权者在实际工作中违反了人民当初委以其权力的根本目的,损害了人民原有的天赋权利,人民就有权团结起来废除或推翻这个政府,重新设立或组建自己真正认可的新政府。

  当然,上述人民主权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漫长过程。中世纪的神学政治理论普遍信奉“君权神授”的观念,特别是在基督教发展的初始阶段,基督徒多次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基督徒基于对人性罪恶的悲观认识,极端仇视世俗的罗马帝国,并认为自己是“新人类”,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从现世的政府生活中撤离出来,转向遥远的天国,只把肮脏沉重的肉身留给尘世政府去管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集中反映了基督徒对“上帝之城”的向往,强烈表达了对“人间之城”的悲观、厌恶、冷漠和疏离的情绪。奥古斯丁的“双城论”反映了在中世纪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教权与王权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长期存在,二者受到权力本能的驱使,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各方均求取得优势地位直到控制对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皇和教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了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继承了基督教建立在“人性本恶”基础上的政府观,但赋予它全新的内容。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开创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考虑的是怎样将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和人类订立的神圣性契约(旧约和新约)转换成人与人之间订立的世俗性社会契约,怎样让人离开上帝,转过身来自己成为上帝,然后再独立地面对他的同伴和政府。近代思想和中古思想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个人取代了上帝和教会,站在了政府权力的对立面,开始大力伸张自己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将政府为追求彼岸幸福服务转换成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服务,将上帝和教会约束政府的使命转换为人民意志和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约束政府。从基督教政治伦理传统中脱胎出来的这种人民主权观念,构成了西方近现代政治伦理的主流传统,霍布斯《利维坦》中公民契约论、洛克《政府论》中的人民私有财产论和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论,到处都是对“主权在民”思想的强调,从中不难透视到基督教“君权神授”政治伦理观与近现代西方“主权在民”政治伦理观的内在关联和本质差别。

  “主权在民”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史上,“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至深至远,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要做“真龙天子”时,一定要杜撰出种种玄妙故事来使其先祖和他本人神圣化,惟其如此,方能使其政治统治合法化。直到近代以后,伴随清王朝的灭亡和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主权在民”的观念才逐步确立起来。特别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学说,反复强调中国不是少数神圣英雄的中国而是“天下为公”的中国,同盟会要做的事业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要建立共和,不是君、臣、父、子而是自由、平等、博爱。1924年,孙中山在其著名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的。”①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理论,主张政府并不是从社会中产生出来之后就高居其上的力量,在存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本质上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实施阶级压迫和阶级镇压的机器,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出现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以上述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款又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国家各类机关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用来谋取私利。正是这一宪法规定确保了“为人民服务”这一行政伦理原则在中国社会的真正落实,同时也提供了政府合法性赖以生成的道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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