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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宋赵来:改革焦点——泛政治建设(4)

作者:宋赵来  时间:2007-05-29

政治制度建设(续)
  3.完善宪法审查机制与设立宪法法院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是依宪治国,没有依宪治国,就根本不可能依法治国。没有宪法,固然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了宪法,宪法没有必备的保障实施指施,没有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的机构,依法治国也不能完全实现,同样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部法律之所以被人民所信任,就是因为它能在实践中不断被应用,不断被遵守和认可,而作为法律的法律的宪法更是如此。
  当前,中国违反宪法的事情屡有发生,但由于没有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证机构,许多违宪的事情不能得到追究和纠正,宪法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权威。
  世界上的宪法审查机构有三种:一、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典型的国家如英国,二是司法机关审查,如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职权,三是由宪法监督专门机关监督宪法实施,如法国设有宪法委员会。
  根据各国的经验,设立的宪法审查机构应尽力避免受政治倾向性、政党政治的影响和左右,应该扩大公民的参与,拓展追究违宪的主体,避免主观随意性,有可操作性,以保证客观、公平与公正。
  中国设立宪法法院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宪法法院由法学家、法官和律师组成。人员数不宜过多,地例应较为均衡,并且不得在国家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应有政党背景。法院由选举产生,实行专终身制、高薪增薪制与退休后亨有优厚养老金。
  审查对象包括即将颁布和已经经颁布的法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地方法规和决议;国家元首、立法机关、行政机构的选举和提名;重大的公民投票;其它的重大争议等重大事务。
  审查方包括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二种方式。审查应明确具体期限应负的法律后果。审查的启动可由宪法法官提出,如可由国家机关、地方行政当局提出,由一定的联署公民也可堤出。
  宪法法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任何部门和地方和公民都必须执行,不得对抗。除非与公民公决相抵触。
  4.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律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掌握着主要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地方服从中央,地方隶属于中央。同时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都会分权给地方政府。一方面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条件、生活水平、比较优势各异,中央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处理一切事物,而且也无力无时去处理,即使全由中央包揽一切,也会效率低下,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分权给地方政府,可以起到必要的激励作用,推动地方政府因信息优势、竞争挑战多样性而促成的制度变迁与创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就是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主动性比一个中央的主动性结果会更好。同时,也会使地方政府认清自己的职责,承担必要的责任。最后,地方的某种分权与自治,也符合现代民主社会潮流,体现主权在民与还政于民的要求。
  当然分权也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割剧、规则混乱甚至分裂的结局。
  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央与地方在分权方面取得最大突破。1994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分税制,地方向中央上缴收入和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分权迈出重要步伐。在立法权方面,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其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情况,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一国两制”下的立法权外,其它地方单位都不是独立的一级立法单位。省级负责人一般由中央政府提名,由省级人大和常委会选举产生,或先上任,再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补认。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务院的统一领导。自主权十分有限。
  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使国家机构关系制度、法律化,中央与地方机关的关系也应纳入法治轨道。在宪法中应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法律关系,现今的立法原则过于抽象与模糊,应进一步明确化与具体化,使处理与协调中央地方关系的有法可依,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
  村民自治已经揭开了中国地方自治的序幕,虽然它并不是中国最低级政权的自治,但它毕竟为更高自治提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示范作用。村民自治中的海选、竞争选举、村民民主管理、村民代表或村民全体决策、村民代表和村民的质询与罢免机制、村务公开透明制度已越来越为村民所欢迎和接受,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它所展示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在目前,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比如乡镇选举中的公推公选、民选乡镇长侯选人参选、镇务公开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转向为一种法律关系,依照法律来界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将法律作为双方关系的根本处理工具,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更是法治实践的进步,也成为衡量是否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5.三权分立”并无阶级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封建皇权统治,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的集体制对人类的束缚开始不再为人类所接受,人类要求人身解放,制约权力,自身争做主人的思想开始萌芽时,“三权分立”这一针对皇权广大天边、滥用权力的制约机制便应运而生。这也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提供了有力武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三权分立”的出现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并不意味着具有资产阶级性性质,他是人类社会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管理国家的有效工具,它同市场机制、科学技术一样,并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没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
  一个权力中心必然导致腐败和集权、权力的异化,两个权力中心也不太平衡和稳固。从几何学而言、三个权力中心构成的三角权力框架才是最稳定、制约最有力的。权力越是独立,非派生的、减少依赖性,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也越科学越有效,所以减少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依附性是最合理的。
  由于公共权力具备必然的官僚性倾向,扩张性倾向,任何一方过大的权力都会损害整体和长运的任务,所以建立“三权分立”机制将会有效地维护和扩大社会利益,也必然加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决不会削弱。之
  谢韬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尖锐的指出“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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