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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金灿荣:设国安委为破除利益集团对外交干扰

作者:  时间:2013-11-15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称字面上看,安全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指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时代的需要,中国近年来面临着很大的安全挑战,包括来自于周边国家,比如日本等国的挑战,国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对我国提出很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部门协调各方面力量,全方面系统地有效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安全威胁,最大限度保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使中国更好地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事实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涉及的安全是一个更为广义的安全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外部挑战越来越复杂,不是说挑战更困难,而是复杂性比以前更大了,需要更好地协调。这种挑战不仅仅指的是领土安全方面,还包括了经济安全等。当前我国存在着政出多门,各自出台的问题,就会打乱仗。比如说中国购买了世界上87%的铁矿石,绝对是大买家,可是我们100多家单位跑去竞价,结果造成了我们是大买家,却没有定价权。

  金灿荣指出,我国经济和外部联系更多了,但是经济安全挑战也更突出了,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汽车业,我国汽车业的发展就是各方出台,思路是以市场换技术,但实际结果是市场换出去了,但技术没有换回来。高铁却是一个成功案例,我们统一了谈判权,对方却是分化的,结果高铁的谈判就非常成功。“应对更复杂的安全形势,需要更系统的协调,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外部环境更复杂,内部环境也对外交决策提出了新挑战。金灿荣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内形势比以前复杂了,所有的公共政策面临着社会舆论的评判,压力越来越大,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了,引导着国家资源投向它的有利方向,但不一定符合政府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另外,各个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产业利益集团和部门利益凸显,这也需要高层有更系统的思考。

  目前一些国家已有国家安全委员会。金灿荣指出,国际上,大国战略思维比较好的是美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制,总统担任主席,副总统是副主席。很多国家都在效仿美国,俄罗斯成立了联邦安全委员会,日本刚刚效仿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局,韩国、以色列、法国也都有安全委员会,这已经成为了国际潮流。

  目前,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怎样组建还不得而知,仅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例,这是一个汇集了多方面人才的机构。金灿荣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涵盖了外交、国防、情报、贸易等方面人才,甚至还包括了50个地理学家和50个政治学家,国防是核心,打击恐怖主义包括在内。大部分国家涉外事务都是这个机构做出决定。

  1947年7月成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统一有关美国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但不是决策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是与国务卿密切合作协助总统制定长期对外政策的思想库,属于政策咨询和建言部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达成的意见,须经总统采纳,才成为政策。

  公报摘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他和其他学者这些年一直在呼吁,要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因为中国改革到了今天,其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都在于要协调部门利益、中央地方利益,打破各种利益关系。改革在强调顶层设计的时候,顶层推动尤为重要。这次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层面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就建立了比以往更高层次的机构,以往是在政府层面,这次在党中央,以往协调经济体制,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各级党委也要在统筹改革方面发挥作用。

  国家发改委城镇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昨晚表示,改革会触动利益,要建立能在利益的碰撞点、矛盾点去协调解决利益关系的机制。改革既是中央顶层设计、统一部署出来的,也是地方群众基层大胆实践出来的。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部署、也有自下而上的探索,每一个人都是改革进程中的一份子。

  张力表示,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做出决定和新的部署,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公报中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从全面来看,会涉及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甚至军队国防的改革也包含其中。“以往的全会决定只是在某一方面,比如经济、三农、社会等领域做出决定,这次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张力说,“改革已经改了35年,现在处于攻坚期、深水区。我们要在现有的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一步,要克服阻碍整个党和国家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从公报上看,这次三中全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改变了此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调,改为“以国家治理机制、治理能力”为中心。实际上,本世纪初,经济制度基本已经建成,也就是说,不需要再加以建设,只需要出台一些细则进行完善。所以本次三中全会上面,并未将经济建设突出出来,而是突出其他需要建设的部分。

来源:北京晨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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