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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跨部门统筹:新时期社会体制改革路径

作者:  时间:2014-02-02

  核心提示:必须注意到,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公共产品配置原则的设计,而这种设计,需要其他相关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支持和配合,并需要相应的组织和制度条件作为依托。

  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审议通过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名单。

  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在《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一书中认为,从总体上看,较之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涉及面更广,内在关系更复杂,成本和风险更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处于社会整体变革时期的中国,如果想要切实推动社会体制变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一个能有效破除部门藩篱、超越现有行政资源配置的、更高一级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支持,以实现跨领域开展协调和组织工作。

  因此,成立以最高领导人直接主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直辖的机构——社会体制改革小组,直切要害。

  充分实现社会权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观察十四大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体制改革的论述,可以发现,中国现阶段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其基本框架包括,政府切实履行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责,公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自治和他治协调配合,法治保障坚实有力。

  何谓社会体制?社会体制不仅仅是承载“社会”价值取向的抽象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中形成的一套具有特定指向的制度安排。在本质上,这套制度包括多项社会个体权利,其中个体的社会权利是民众三项基本权利中的一种。

  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认为,社会权由于不易界定而成为最需要解释才能明晰的要素,其指涉的是“从享受少量的经济和安全的福利,到充分分享社会财产、并且按照社会通行标准,以达到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与之密切相关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机构”。

  在T.H.马歇尔看来,社会权利是与社会价值取向紧密联系又非常具体的一项权利,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社会个体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在本质上,这是对某种标准的文明所拥有的一种天然应得的权利或无条件的权利。

  所谓“对某种标准的文明所拥有的一种天然应得的权利或无条件的权利”,这涉及了社会公平,而十八大公报提到,“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纵览社会学关于社会体制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十八大公报关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提法,有着与社会体制的发展路径——实现社会权利的诉求不再仅仅是试图减少社会最底层阶级的贫困所带来的明显痛苦,而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平等模式——模糊重合的迹象,但是十八大对于社会体制改革如何达成上述路径,尚不明确。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友梅认为,社会体制变革发展至今,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任上层结构原封不动,只满足于提高作为社会大厦之根基的底层结构,而是开始重建整个大厦。对于这一趋向,中国目前仍缺乏实际举措,还停留在政治概念阶段。

来源:21世纪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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