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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作者:王辉耀  时间:2011-04-22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一)“中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而非预先存在的行动指南和政治纲要。“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难以全面界定的概念。总结现今普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时间的区段多划分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而深入讨论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应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更早。今天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历史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绕不过去的源头。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趋向于“中心驱动”模式,即政府是“主导型政府”或“强势政府”。主导型政府便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是成就“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欧美社会体系由各个社会功能自主组成“网络驱动”的契约模式,少有政府干预,多进行自我管理运行。今天,“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等的差别根本上与此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势首先表现在其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运作,国家政权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介入经济。国家政权在市场中具有中心地位: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领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制订“五年计划”,比如大型国企的巨大整合力。

中国政府集中掌握着较多资源——譬如土地国有,具备极强的行动力,在经济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动员和干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可以进行细致的全局规划,某些难度高或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才可以用“搞运动”的模式强力推行。因此,“中国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积累下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基础设施。这种集中的资源在过去30年保障了其他领域的高效、顺利的运行。

2.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

政府主导的同时,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在于对外开放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学习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几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模式,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模式”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成功经验。

在实际操作上,中国经济采取了对外国以及国际贸易和外资开放的模式。在开放中获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先进知识以及外国资本。中国经济的内外部资本积累同时进行,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渐进式对外开放,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和对外被投资国,并正在变成主要的对外投资国。

3.不断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点还能引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发展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发展模式,所以创造性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后发的理论归纳,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中国人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而这一特点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样的行政成本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其结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这点同时说明,广义的“中国模式”本身是没有局限的,在未来也应该处在不断的修正中。

4.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

政府主导模式让中国在面对意外情况时拥有较强的务实性和较快的适应能力。邓小平当年的“白猫黑猫论”就是这种务实性的一种表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模式”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却从未停止过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既通过市场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必要时直接进行干预。而其他模式显然更重视“看不见”的那只手。“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看得见的手”是相对可把控的。面对危机,两手并用的“中国模式”显得更有克服危机的能力。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成为最早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同时因为强势政府积聚了强大的外汇储备,能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快速复苏的趋势。这些与集中高效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不无关系。

5.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

“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渐进”发展特征相辅相成。稳定是“主导型政府”的根本保障,“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强调的。因为不断“实验和修正”而没有在经济体制尤其政治体制上进行剧烈变革。所有变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渐进中进行,避免了东欧剧变的不成功经验,维持了国内长久的便于搞经济建设的稳定局势。另外,通过逐步提升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来抵御其他价值观,既有利于保证全国统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下,也有利于保证国内局势稳定。局势的稳定是发展“中国模式”的保证和又一大特征。这种稳定的强调在一个GDP从低水平经济向高水平经济迅速发展进程中显得十分有效。

6.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

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府主导对经济的强力推进之外,还赶上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契机——幸运地在对外开放之时恰好迎来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模式”的影响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当世界进入波音空客时代,当电脑、通讯、手机开始普及,当地球变平之际,中国正好处在主动开放的大浪潮中。而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年加入WTO,更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功地将3亿农民转型为农民工,全世界迎来了中国制造时代。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低端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机遇中要取得发展,最关键的是在这段时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好的“比较优势”。
  7.“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

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人口红利”。最近30年来,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低负担。得益于建国后开始展开的扫盲运动,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素质相对较高。传统东方文化吃苦耐劳、刻苦、节俭的特性在中国人身上尤为明显。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在早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勤勤恳恳为“中国模式”进行着原始积累。

其次,如上文提到,中国国内环境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稳定加上人口红利再与全球化相结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但因为以上因素“中国模式”似乎更为耀眼。在缺乏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下,中国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从纺织到机电,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单一的较低级别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有更低的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

中国的确发展迅速,以上列举的种种优势也让“中国模式”引来海内外一片赞叹,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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