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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有志:论“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

作者:吕有志  时间:2012-03-20   浏览次数:0

  首先,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资源优势和体制优势越来越明显。巴西是世界原料的重要基地。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进入世界前10位,其国民生产总值高居拉丁美洲之首。巴西有发达的农牧业,是蔗糖、咖啡、柑桔、玉米、鸡肉、牛肉、烟草和大豆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国。巴西在原材料资源方面占据天然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铁、铜、镍、锰、铝土矿蕴藏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坚持改革开放,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不断改进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保持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制造”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2972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印度则成了世界办公室。在过去的20年间,印度经济以每年平均5.6%的速度稳定成长。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当中,四分之一的企业使用在印度开发的软件。这些年来,印度的出口贸易也越来越兴旺,如印度药业在全球市场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俄罗斯成为世界加油站。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是俄罗斯的主要优势,石油和天然气两大工业血脉的开采和生产控制了俄罗斯1/5的国民生产,并且创造了50%的出口贸易产值和40%的国家收入。虽然,对发达国家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有所下降,但就整个世界经济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仍处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相反,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增加了资源消耗的绝对量。所以,在能源危机和自然资源相对枯竭的时代,资源大国地位的凸现这是很自然的事。“金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仅与硬实力有关,而且与这些国家的软实力的提升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与印度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上升。

  其次,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巴西自进入21世纪以来,都根据各自的国情进行了经济改革。近年来,俄、印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左右,巴西在3%-5%之间,均高于西方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对而言,中国在“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更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587864万多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近3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只有1.67亿美元扩大到2万多亿美元。特别是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尤为特出。据高盛公司报告,2009年和2010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美、欧、日,高达50%。有鉴于此,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一书中指出:中国与印度将成为“崛起的重量级拳手”,“中国和印度从18世纪衰落以来,首次注定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2040-2050年间,预计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加在一起,将可能增长到与西方七国先前在全球GDP中相当的份额”。①

  尽管“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于观察,但“金砖国家”的发展已经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金砖国家”的战略诉求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世界格局以实力对比为基础,没有强有力的实力地位,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体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一极。然而,即便有实力,如果没有战略诉求,也不可成为一极。从实际情况来看,如今的“金砖国家”不仅有实力,而且大体上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战略诉求。“金砖国家”离一极事实上已不远。近年来,发展是“金砖国家”的共同任务,面对发展的迫切要求,“金砖国家”在优化本国产业结构,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观点,并充分认识到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的必要性。2008年5月和2009年6月,原先的“金砖四国”的外交部长和国家首脑先后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分别发表了外长“联合公报”和首脑“联合声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表明了相同的态度。在世界经济体制问题上,四国认为只有在一个公正的全球经济体系内,充分考虑各国利益,才能实现世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解决当今时代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在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上,四国支持在全球伙伴关系基础上加强对话,推动实现国际社会商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支持国际社会抗击贫困和饥饿,四国强调南南合作应成为传统发展援助的补充,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向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最贫困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力度,发达国家应兑现援助承诺,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和转让技术。在能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四国强调要加强多边努力,实现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支持有关能源项目,包括加大能源的可及性,提高能效,发展和应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支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厘行动计划》。在国际金融问题上,四国呼吁所有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共识,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边缘和外围的地位。20世纪60-70年代后,尽管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迈出了现代化步伐,七十七国集团曾对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新世纪以前,世界经济中北强南弱是基本的事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也因苏东剧变受到严重冲击。如今,“金砖国家”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提出的这一系列共同的战略诉求,使得发展中国家又有了新的共识,从而使“金砖国家”客观上成为世界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金砖四国”不仅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且也通过积极参与G20的工作推动全球经济管理体系的改革。金融危机期间四国运用其较为充裕的外汇资源已开始为IMF提供贷款和购买债券,充实其资金,帮助支持新兴市场的可利用信贷。并且通过努力,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了5%,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提高到47%,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重要机构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更高的代表比例”变为现实。“金砖国家”的形成已经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明显提高。

  其次,“金砖国家”的整体崛起使得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七国集团事实上主宰了世界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绝大多数国家一度唯美国是瞻。然而,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得非常清楚,七/八国集团对金融危机束手无策,根本没有发挥其全球治理的功能,事实表明G8离死亡已经不远。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经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后,美国霸权地位明显衰落,美国已无力继续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世界进入霸权后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不得不日益重视与新兴国家的关系,南北大国逐渐形成新的对话、合作框架。虽然,在“金砖国家”这个俱乐部里,人们讲着多种不同的语言,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但“金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在金融危机中明显扩大。2010年6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G20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一项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的对银行征税的计划由于遭到“金砖四国”的反对而流产。四国领导人在巴西利亚峰会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深化和拓展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②

  最后,“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并将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通过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条件发展本国经济是金砖国家实现经济奇迹的共性,但“金砖国家”中各国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不同做法。如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了宏观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三大战略的有机结合、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宏观调控科学化的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有机结合、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经济联系的开放性与独立自主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结合。正是拥有上述特征的中国模式使中国保持30多年的持续增长,走出了一条西方国家不曾走过的道路。“金砖国家”以自己的成功证明了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崛起、赶超西方世界。此外,由于“金砖国家”一致认为,世界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平等而积极的成员,没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一律平等地拥有独立、主权和自行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将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有利于实现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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