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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涛: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在20世纪西方遭遇的挑战及其困境

作者:张文涛  时间:2013-04-05   浏览次数:0

  19世纪常被史学史家誉为历史学的世纪。由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进化学说等科学理论的发现以及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进步观念弥散在整个历史学中,成为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基本信念。无论是在诸如黑格尔、康德等哲学家眼中,还是在诸如兰克、基佐、阿克顿等历史学家眼中,莫不如此。与此同时,由于兰克学派的典范性影响以及历史学学科化程度的加深,客观性也成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崇高追求。本体论中的进步观念与认识论中的客观性观念这一对带有强烈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19世纪西方历史学的主流历史观念。

  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同样成就非凡。在资料的整理与运用、方法的多样化、研究内容的深入等方面,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丝毫不逊色于前一个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等,各个学派都产生过影响深远的大师与名著。在许多层面,20世纪西方历史学是19世纪历史学的延续、发展与深化。然而就本体论与认识论而言,20世纪的历史观与19世纪的历史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进步观念的境遇

  事实上,对进步的怀疑并非在20世纪才出现。文明衰退论与文明进步论一直如影随形,结伴而行。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就批评道,人类整个的进步过程看似一步步地朝着个体进化的方向前进,而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地朝着种的衰颓的方向演变。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尼采警告说,世界已经完全丧失了活力,到处充斥着麻木、艰辛、冷漠、敌意和混乱。这些如晴空惊雷般的声音,并未能打碎人们的乐观与自信。

  然而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格鲁内尔在《论进步》一文中,曾区分出三种类型的进步:第一种为幸福感的增加,功利主义者穆勒即作如是观;第二种为道德的进步,如康德对至善的期盼;第三种为知识的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进步论者都倾向于此。[1]两次世界大战统统带走了这些,带走了人们的幸福感、道德感以及对科技的信心。宗教神学家R.尼布尔说,20世纪的现实已经以最悲剧性的方式驳斥了近代早期的那些美梦,而近代文化也因此陷入可怕的混乱状态中。[2]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流露的灰色情绪,便是这一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悲观地写道,“如今技术专家看到最近的发明竟变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物质能量,成为推动道德上作恶行为的动力,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把毁灭人类的力量交在人类的手里。”汤因比无比愤激地说,“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3]在悲观和失望之际,汤因比转向了上帝,“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力图透过人类的各种现象,深入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事物之中。我用上帝这个字眼试着称呼我所怀疑隐藏在各种现象后面的东西,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别的表达方式。”[4]除了幻灭之外,我们看不到他对进步存有任何的幻想。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循环理论的核心是悲观主义,它们否定终极价值,拒斥人类文明的整体性。

  科技哲学家卡尔·波普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了进步观念的谬误。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一切把历史看作有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都不能成立。在他看来,我们既能够写一部朝向自由的进步人类史,又能写另一部倒退和压迫的人类史。

  伊格尔斯在《重审历史进步观念》一文中总结说,我们必须坦率承认,作为历史运动的科学解释,进步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低估了人类的破坏性与非理性,这是进步论预言者很大的失败。[5]

  2.客观性观念的境遇

  在进步观念风雨飘摇之际,历史认识的客观性观念也遭遇到同样强劲的挑战。1903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瑞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但这种兰克式的看法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多少有力支持。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出版著作《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讨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所遭遇的命运。全书共分四篇,分别为:客观性的加冕、受围困的客观性、客观性的重建、客观性在危机中。这一线索不仅是美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西方史学发展的缩影。

  书中分析了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等科学理论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并引用克雷恩.布林顿的话说,“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总能到达完全外在于他的思想的某个真实,那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本身是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真实。我们现在可以承认,这种意义上的过去对我们来说永远逝去了。……历史学家可以摆脱‘如实直书,的原则给他们造成的沉重负担,接受公开的相对主义立场给他们带来的所有好处。”[6]

  除去科学理论的冲击之外,在诸如美国内战的起源与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却在历史表述和权威的性质方面引出了关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问题。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930年后,历史学家们基本上不再相信客观性了。”[7]卡尔·贝克尔在1931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是“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年度演讲为“写作历史是信仰行动”。

  冷战时期,一度出现为西方价值辩护的历史学著作似乎带来了客观性重建的曙光,计量史学也曾激发人们的热情。但随着左派史学、黑人史学与妇女史学的兴起,每个人群都成为为自己辩护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于1973年发表的著作《元史学》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点,即“一本历史著作的诞生之所以有必要,并不是因为它确定了某些事件已经发生,而是希望确定这些事件对于某个特定的群体、社会或文化如何看待他们的当前任务和未来前景有什么意义。”[8]

  所有这些其实都在反复强化、突出历史思维本身所天然带有的主观特性。W.H.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归纳出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几个因素:一是个人的偏见;二是集体的偏见;三是有关历史解释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四是基本不同的道德信念、人生观或世界观。这种观念的远祖可上溯至培根在《新工具》中所提及的人类思维的几种陷阱: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正如沃尔什所言,种种假象不过是非理性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信念。因而历史学并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现在。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表达的正是这一层意义。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含义同样如此。爱德华。卡尔则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海登。怀特说,历史著述是想象的场合。人们会看到,历史领域的种种要素可以用难以胜数的方法加以组合,就如感知的种种要素可以被自由的艺术家任意组合一样。以上种种理论使得客观性的信念失去了可靠的支撑。

  3.失去方向的未来?

  人们愈想寻找进步的依据,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历史不确定性的证明。人类本身可能会异化,无法保证不出现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人物。人类科技的进步如基因工程、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也绝难避免出现不可控的恶果。太空探索也使得人们认识到地球未来的命运充满未知数。另一方面,人们愈想寻找认识的客观性,却发现越来越不能摆脱主观性的影子。愈想寻找共识,却往往发现存在更多的分歧。某种程度上,20世纪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是对19世纪历史观念的反叛。如果说进步观念与客观性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与之相反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而上学?摆脱了一种束缚,却不幸又被另一种束缚捆住手脚。这大概就是20世纪结束时西方历史观念的现状,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难道历史学的未来失去了方向?

  全球史学、跨文化研究、环境史学等是历史学新兴的分支研究领域,新的视野和方法给处于困境中的历史学带来了生机。但是它们只是暂时回避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上述矛盾。如威廉·麦克尼尔父子在新著《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提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合作与竞争所构成的巨大网络,由众多巨大信息流和能量流所维系着。然而这些信息、能量流以及这个网络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的开放性课题。[9]

  历史学家们无论是将目光投向地球上的他者、投向人类生存的环境,或者是投向浩瀚太空、甚至是投向内心的神祗——正如宗教历史哲学家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或许应当提出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历史观念。这种新的历史观念绝非单一的历史学科所能解决,而是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它的目的不在于阐明规律或揭示真理,而在于在无序的世界中建立有序性、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确定性。新的历史观最为直接的用处是避免历史学被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肢解的命运,更为深远的用处则是让人类忐忑不安的内心得到更多慰藉与安宁,或者激发人类的奋斗之心。人们对历史观念的需求,犹如对爱的渴求一样强烈。因为这既体现了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体现了类的价值与意义。

  或许这根本上就是一种乌托邦,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约恩·吕森教授在《思考乌托邦》一书中强调,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乌托邦,它可以超越现实性和可控性的范畴,以赋予我们的行为以可能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成功地构想出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定向途径的乌托邦成分,并避免使其因渗透到权力和暴力机器中而产生危险,那么,作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种乌托邦思想将鼓舞我们的行动,锤炼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之处境与发展前景的批判性看法,并且坚定我们的种种信念。[10]

  注释:

  [1]格鲁内尔:《历史哲学》,隈{二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6页。

  [2] R.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下册,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宴可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267页。

  [4]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王少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4—65页。

  [5] G.G.伊格尔斯:《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6]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杨豫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1页。

  [7]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担》,第319页。

  [8]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第821页。

  [9]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10]吕森丰编.《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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