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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低迷中寻觅内生动力

作者:  时间:2015-12-25

  增长乏力 态势分化 深度调整

  
  
  

  迈克尔·斯宾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

  朱 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史蒂芬·罗奇(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张燕生(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向松祚(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理查德·尼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

  罗伯特·戈登(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李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詹姆斯·厄特巴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家)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布鲁斯·卡斯曼(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汤之敏(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国际学院院长、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

  罗尼·林斯(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经济学家)

  高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米歇尔·梅丹(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鲍泰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

  甄炳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白 明(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1 世界经济进入增长停滞期?

  朱民:全球经济处于一种弱增长状态,具体表现在贸易增长疲软,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全球直接投资增速下降、水平走低。

  弱增长有很多原因。未来5年,潜在的增长能力在下降。当实际增长水平高于潜在增长水平时,就会出现经济过热,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就是过冷。目前,主要受老龄化影响,全球潜在劳动力增长水平下降。另外,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导致投资下降,潜在资本供应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潜能下降也需要特别关注。

  史蒂芬·罗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在不平衡中奋力挣扎。2008年—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仅1.5%左右。照常理而言,低增长之后,世界经济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但世界经济并未实现这种强劲复苏,即世界经济的实际表现与增长潜力之间有不小鸿沟,让经济学家担忧世界经济会不会陷入停滞,进而导致通缩的预期与危险。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16年至2017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3.25%—3.75%,稍高于2012年至2015年的平均增长率。

  低增长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的副作用,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过多依赖出口、内需不振有关。打破这种增长乏力的局面并非易事。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表现虽相对较好,但消费者仍能感受到收支压力,一方面是高债务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储蓄不足的危机感。在这种氛围下,美国消费很难自动向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尚处在弱增长轨道,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反弹。

  张燕生:当美国经济通过多轮量宽、再工业化和全球经贸规则变局率先走向复苏时,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美元债务负担加重等新变化,正把全球经济拖入新一轮调整周期,结构和体制薄弱的经济体将面临困难。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缺少持续增长的消费和投资意愿,要素投入增长缺少充足动力。同时,美欧等国产业长期空心化和虚拟化,导致创新和生产率增长激励不足。而世界资产负债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短期难以修复,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缺少足够动力和活力,潜在产出水平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困境,国际社会普遍对未来预期不太乐观。

  2 货币政策失灵了?

  向松祚: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各国使出浑身解数,量宽政策史无前例,低利率和零利率持续时间之长超越历史纪录,欧洲央行更是祭出“负利率”政策,期望以此刺激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无奈事不遂人愿。量宽没有实现促进经济强劲复苏之目标,却刺激投机资金在全球泛滥,资产价格持续上升,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各国汇率急剧动荡,竞争性贬值成为常态,汇率风险与日俱增。

  货币万能主义相信货币宽松是万应灵药,不仅能挽救金融危机,而且能促进经济强劲复苏。每当经济放缓或经济危机之时,各国皆求助货币宽松。理论上,如果量宽政策所释放的金钱能够流到普通百姓手上,就能刺激最终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量宽政策释放的资金大都流到金融机构和富人手中,根本无法刺激真实需求和经济增长,反而加剧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93%进入1%富人腰包,穷人几乎没有受益。事实已经证明货币万能主义的破产。

  史蒂芬·罗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不仅没有达到增加发达经济体有效需求的目标,还给金融市场注入了过多流动性,同时给资产和信用泡沫增加了风险,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此外,严重依赖金融刺激手段,发达经济体回避了结构改革这一推动经济复苏更有价值的方式。上世纪30年代,货币流动性过剩曾给各国带来残酷教训。发达经济体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朱民:经济增长动力不强,传统方法是靠需求来拉动,即实行凯恩斯主义。几个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以后,货币政策已没有刺激空间。世界债务水平高企,已超过GDP的100%了,财政政策空间也不大。世界经济需要一个整体结构调整过程,从供给层面进行改革。如果能够成功进行这些改革,经济增长就能重获动力,否则,世界经济仍会处于弱增长之中。

  3 科技创新能否带来爆炸性增长?

  理查德·尼尔森: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近年来兴起的3D打印、智能技术等新技术,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经济爆发性增长。信息技术革命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及改变生活方式方面作用显著,但对提高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不明显。

  罗伯特·戈登:拥有一台高智能手机并不会提高其拥有者的劳动生产率。如今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虽然十分有益,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法与20世纪的一些标志性创新,如电力、内燃机等同日而语。全球经济要扭转产业下滑趋势,有赖于新一轮科技创新。

  李晓华: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还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都旨在应用新技术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从而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仍在低谷徘徊。

  历史地看,任何重大技术进步都要经历一个发明、改进、完善、传播不断反复的长期过程,才能由量变到质变,获得广泛应用,创造出具有广阔前景的新产品和新产业,从而带来新一波经济的高速增长。

  詹姆斯·厄特巴克:1885年到1900年间,美国汽车工业开始创建,一些生产发动机、马车和自行车的制造公司和贸易公司随后加入。截至1930年,有超过2000家公司进入这个迅速增长的产业,之后5年,100多家公司成功生产出汽车,然而,最终幸存下来的公司并不多。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需要产业链条上所有参与者的耐心、共同的努力和广泛的创造力。

  张燕生:世界新科技革命正“创造性毁灭”旧结构。“互联网+”正在带动两化深度融合,使新兴经济体开始分享先发优势;核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快速发展,将带动新一轮新能源革命改变人和自然之间的传统模式;生物农业、生物能源和生物医药等将推动生物产业的重大科技突破,意味着机遇和风险同在。世界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

  4 大宗商品出口国如何破解“资源魔咒”?

  徐奇渊: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弱,许多新兴市场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开始面临巨大压力。从外部环境看,在世界各国消费、投资需求疲弱,全球贸易增速持续萎靡的背景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价格走低势在必然。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强美元使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承压。新兴市场资源出口国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资源出口是其内在原因。新兴市场国家要破解“资源魔咒”,需双管齐下,从内部结构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两个角度同时采取措施。特别是在国内层面,应努力塑造更加多元、健康的产业结构,争取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

  在全球经济治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改革之间,实际上还缺少落实经济结构转型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派生出来的资金、技术需求这一重要环节。一旦新兴市场国家能够突破上述瓶颈,将为全球经济走出低迷做出重大贡献。

  布鲁斯·卡斯曼:展望2016年大宗商品出口国发展前景,需综合考虑大宗商品超周期和新兴市场信贷超周期。目前,市场普遍认为继2000年至2012年间上涨157%后,大宗商品价格必然迎来长期疲软。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导致私营部门信贷进入不可持续的扩张期,这种结果不为市场广泛预期。私营部门信贷扩张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成为明年拖累新兴市场资源出口国增长的最重要因素。重要的是,其影响将使在去杠杆的同时不得不实施紧缩政策的经济体面临金融市场危机的风险。

  多数国家都特别注意积累外汇储备,确保财政稳健。这些防御性措施大大减弱了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或主权违约等风险的可能性。美国和西欧的增长趋于平稳,为消化新兴市场的出口提供了新渠道。不过,巴西和南非近期局势动荡形成了新的风险。简言之,大宗商品出口国前路仍充满艰辛,消化上轮扩张期带来的与过剩有关的风险将占主导地位。

  汤之敏:从多个资源出口国发展经验看,这些国家应更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中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基础设施,逐步把竞争优势从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转变为投资和创新的软硬环境,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增加附加值。

  罗尼·林斯:作为资源出口国代表,巴西2015年GDP预计下跌3.7%。大宗商品有繁荣期也有低潮期,这种波动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然规律,而非国家层面能够扭转的。新兴市场国家想要回归增长就需要摆脱大宗商品价格的制约,在资源出口之外寻求新的突破口,推进结构改革,使经济更平衡、多元化。

  5 美联储加息危及新兴市场金融稳定?

  高海红:美联储加息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大范围的加息潮,相反,美国与欧洲、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歧会进一步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也以低息政策为主。在利差和汇差双重诱导下,这一分化的结果导致更多资本流向美国市场,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

  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在不断累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负债一半以上以美元计价,其负债规模对美元汇率敏感度较高。今年外汇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普遍贬值。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很可能保持升势,这将导致新兴市场美元负债增加,进而对那些外债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金融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经济下行时期,国际资本大幅流出与货币贬值交互驱动,很可能使一些国家被动卷入竞争性贬值。在主要国家之间缺乏货币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各国以本国目标为中心的政策措施将产生负面溢出效应,进而对全球金融稳定形成冲击。主要国家之间多边或双边货币政策协调非常必要。作为2016年G20峰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将在推动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

  米歇尔·梅丹:美联储加息对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有限。这是因为美联储加息主要影响市场资产价格以及美元价值。美联储此次收紧流动性的进程渐进平缓。从近期看,利率上涨并不会对美国经济前景造成什么大的改变,虽然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向松祚:据美国财政部数据,自加息预期开始的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从新兴市场流回美国的资金仅证券投资一项就高达2300亿美元。自加息预期开始以来,2009年之后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已有1/3流回美国。与之相应,美元相对全球主要25个货币的汇率升值到13年来的最高水平。

  纵观历史,每次美元大幅升值都诱发了某些国家和区域的汇率危机或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严加防范。

  史蒂芬·罗奇:多数市场主体对预期已久的美联储加息表示欢迎,这是危险的事情。渐进加息和过分流动性为市场波动提供了条件,美联储渐进加息也可能产生类似的负面效应。从这个角度讲,高收益市场、新兴国家市场债务、欧元区金融衍生品市场近来的表现都使人感到忧虑。

  只有减少加息调整时间,快速回到正常利率水平,美联储才能减少累积的系统风险。美联储行动的速度越快,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反应越小。当然,这么做肯定有反对的声音,但可以避免另一次金融危机,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6 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有何影响?

  鲍泰利:2015年中国经济在平衡现有增长模式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避免了经济滑坡,金融领域改革取得成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响应,特别是在中亚和巴基斯坦。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取得了可喜成就。

  史蒂芬·罗奇:中国经济再平衡不断向纵深推进,担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增长减速较快,但服务业仍处于发展起步期,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可期,制造业增长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被服务业的扩张抵消。服务业是消费社会的“基础设施”,其中有很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同等资本条件下,中国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比制造业多30%。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中国就业情况比预期要好。2015年前9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就业延续近几年高速增长的态势。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再平衡大有帮助。

  一些依赖资源能源出口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巴西等,可能要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比重增加,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会有所减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迈向价值链高端,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民众购买力越来越强,将使整个世界受益,这可能是21世纪世界需求方面发生的最重要改变。我希望到2025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升至55%至60%,这对需求萎靡的世界经济将是重大利好。

  米歇尔·梅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经济整体环境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正着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政府正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外部解读中国经济应更关注市场信号,加强与中国市场以及政策层面的交流沟通。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紧密相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给外部市场带来重要发展机遇,尤其是电子商务、医疗健康、创意产业等。

  甄炳禧:在发达国家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超越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目前,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超过30%,依旧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5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为中国、美国和印度,三者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为53%,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30%。世界银行关于未来经济多极化的线性模型也显示,到2025年,全球增长的1/3有赖于中国的贡献。

  7 全球经贸面临规则之争?

  罗尼·林斯: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世域内贸易自由化,通过拉动区域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然而,人们应该意识到,只有开放包容、互助合作才是共同发展之路。

  白明:目前,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一项以上的自贸协定。伴随着由此而出现的贸易转移,国际经济贸易的话语权也会相应变化。

  10月初,美国等12个国家就建立TPP达成一致。由于TPP成员在全球GDP中约占40%,TPP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下一步,美国也会加快“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由于同时在TPP和TTIP充当“坐庄”角色,未来美国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过程中的话语权增强。

  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同时积极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设,也与相关国家共同促进亚太自贸区进程,还积极参与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的种种努力有助于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但中国所谋求的制度性话语权在立足点上更多体现出互利共赢。

  陈凤英:诸多协定都表明,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正扑面而来。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经济秩序之争暗流涌动。无论是在IMF、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层面,还是在G20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或在亚太等区域经贸合作中,规则之争成焦点,博弈日益白热化。

  张燕生:多年的全球化趋势事实上造就了一个“地球村”,却没有建立起全球有效治理结构。基于多边规则体系的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发展回合”受阻,美国推动的“跨两大洋”自由贸易区代表性不足。世界经济缺少有效治理将难以摆脱增长停滞困境。

  (本报记者王如君、张朋辉、车斌、殷淼、俞懿春、李应齐、章念生、索泓依采访,本报编辑罗春华、王新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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