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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东航 谢伟民: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与制约因素

作者:贺东航 谢伟民  时间:2012-09-17   浏览次数:0

  国家认同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当前对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族群认同、跨境民族认同等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讨论上,仍缺乏对国家认同的专门深入讨论。

  一、理论回顾

  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急剧的社会变迁,身份与认同问题凸显,认同(identity)才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流行的词汇。[1]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埃里克·森指出“认同”实际上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或明确或隐晦的回答。此后,芒茨爱拉特·吉博诺总结了“认同”的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2]20世纪90年代,“认同”概念被引入大陆学界,成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事实上,认同是对“我是谁”的回答,是对自我(self)与他者(other)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认定,是共同体成员对现实境遇中生存价值归属的自我确定,它一方面强调与对方的共性,另一方则突出与对方的差异。

  白鲁恂对于中国国家认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认为,国家民族主义总是支配着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领域。第一,从天下中国观到统一王朝的国家认同意识,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过程中长时期持续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第二,少数民族的种族民族主义意识的发生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相比显得有一些滞后;第三,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国家面临灭亡或被列强肢解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3]

  大陆学者对于国家认同很少予以单独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合法性受到挑战,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对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冲击,是国家认同研究的现实背景;民族—国家构建理论尤其是族群理论的引入,使得国家认同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但国家认同常常在其与族群认同、跨境民族认同[4]等次国家认同以及全球化[5]的关系中予以讨论。对族群的国家认同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并集中于二者张力的探讨,这引发了冲突论与和谐论的激烈争论。冲突论强调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的强化对国家认同的不利影响,马戎的多项研究出于对族群政治化和民族主义泛化对国家认同冲击的忧虑,主张应把少数族群看成“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6],主张文化上多元一体取代民族身份多元一体,强化国民—民族意识,淡化民族意识。另一些学者指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强调使得民族的离散性问题成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障碍。和谐论则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冲突。贺金瑞等指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层次性和共存的时空场域,批评冲突论在企图建构统一国族文化时因对少数民族进行压制而遭到反对和抵制,这加剧了国内分离主义与民族冲突,并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障碍,因此应在包容性思维下建立公民身份认同。[7]上述研究富有成果,但缺乏对国家认同的专门叙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族群认同概念仍然含混,而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的含混也影响了对国家认同的探讨。对英文“ethnic group”仍存在是译为族群还是民族的争论[8];而对“national identity”仍存在是译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还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差异。这些混乱都严重影响了对国家认同的有效探讨。

  事实上,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是同一概念,来自英文national identity,是nation与identity的结合,将个人认同来源归于nation,集体认同就是因为隶属nation而产生的。[9]它包含了两个方面: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性根源与政治性认同。文化意义上应强调国族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政治性意义上应强调公民(民国时期是“国民”概念)认同。基于此,本文将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予以梳理,并分析国家认同的几个制约因素。

  二、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

  现代国家的观念与国家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晚近的概念。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传统天下国家到近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转变的历史。在传统帝国时期,有边陲而无边界,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向来不自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10]雷麦也曾说:“中国制度……在民间,国家主义久已消失于家庭制度及其地方观念之中。在朝廷,国家主义已被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主张所吞没。”[11]

  (一)中国国家观念的发轫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开始代替传统的“天下观”。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是在应对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观念成为现代国家观念发轫的先行者与手段。这区别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构建历程。[12]梁启超是阐发近代国家观念的先驱,他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是“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3],并提出“少年中国说”[14]、“新民论”,指出这种国家观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5]19世纪晚期,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人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主张民族建国论,但实际是汉民族建国论,“中华”仅指汉民族,提出“十八省汉族建国理论”。[16]进入20世纪,梁启超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即“大民族主义”。[17]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8],即“五族共和”理论[19]。此后,“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20]成立,类似组织“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自发成立。1913年,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21]这反映了“五族共和”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与认同。此后,随着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的推进,“中华民族”、“中国”和“国民”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

  (二)“中华民族”国家认同达到高潮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的情况下,国家难以统一,使得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国族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努力不应忽视。一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之国葬。国民党采取一连串重大举措进行有意的领袖塑造、政党威信确立与国家认同建构,从3月12日至30日,党葬与国葬并举,后着手修建南京中山陵,在全国多处地方修建中山纪念馆或中山纪念园等。费约翰指出:“他(孙中山)的旅行、死亡和葬礼,构成了对共和圣殿的一次朝圣。”[22]二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对传统礼义廉耻的复兴与新解释,通过中华民族记忆整合国民身份认同,提出了“新国民”,蒋介石也曾称其为“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最有效之运动”。[23]三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一手操办的祭孔运动。孔子公祭于1934年重新登台,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呼吁:“吾人能时时以孔子攘夷复仇之大义自勉,则任何强敌外患加我以侵陵,吾民族必能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奋志毕力以共复国仇,此实民族精神之神髓。”[24]国民党试图建立一套“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脉相承的“道统”序列,将孔子抬上国家的最高祭坛,重构为民族正气、民族自信、“攘夷复仇”的符号,建立“党国”一体认同与合法性。四是抗日战争。“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功用而言,中华民族符号系统里还没有超过抗日战争的”[25],此时中华民族国族认同达到高潮。在知识界掀起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傅斯年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26]齐思和反对“民族自决”原则。[27]顾颉刚主张必须舍弃“中国本部”、“五大民族”、“汉人”、“汉奸”的提法,慎用民族一词,指出“五大民族说”的第一个恶果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28]。国民党政府方面,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为整个的国族。”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汉满蒙回藏五族不是民族而是宗族。他的这一说法曾得到广泛播扬,一度几成“正统”。[29]此外,国语运动也震动一时,与国民身份运动几乎同步进行。这一时期,知识界、政界甚至全民的参与使国家认同得到全面推进。

  (三)国家认同的新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国家构建主体迅即转变,也开启了国家认同的新篇章。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民主权利,而且将新的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国家形式,即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就表明,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国家认同奠基于中华民族认同之上,并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我国的国家认同就彻底转向民族国家认同,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30]其次,战争威胁、冷战仍然是凝聚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国内的冷漠与恐美、亲美意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诉苦运动”[31],激发了极大的爱国情感和广泛的捐助,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六千二百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四元正,以每架战斗机值十五亿元计,可折合三千七百一十架”[32]。广大民众在诉苦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土地、财产是共产党给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给的,从而产生了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建立在感知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33]。此后,苏联屯兵边境,极大的战争威胁与边疆局部冲突都成为国家认同提升的动力。再次,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成效显著,社会开放,国家认同感迅速提升。此时,爱国主义的主题转向以经济建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国家动员逐步削减。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威胁论”迅速扩散,也对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契机。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警告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34]近年来,“中国崛起”振奋人心,“中国”得到世界的认同反过来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如全球化的冲击、地方性认同的崛起以及因社会公平问题带来的合法性压力。

  值得指出的是,建国后国家认同凸显出政治动员特色。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国庆阅兵、“两弹一星”以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申奥成功、加入WTO、汶川地震等等。但国家认同采取高度政治动员的形式,与国家政治经济处于不利地位、弱势地位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也反映了国家认同缺乏制度化的渠道。这种高度的动员在实现国家认同感的同时,也期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对国家认同历程中中华民族国族认同予以详细阐释的同时,却无法对类似西方的公民认同与公民忠诚做深入展现,国族认同与公民认同存在不均衡的格局,公民认同比较滞后。

  三、制约国家认同的几个因素

  当前,对次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张力的探讨已经很多,本文则关注国家认同的几个制约因素。

  (一)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

  一种意识形态既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又干扰认同的形成。比如“民族自决”的引入就有其负面后果。在民族自决观念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蒙藏回疆地区前,这些地方是广泛的地方性认同和族群认同,而非民族意识。对于“民族国家”的争论,起初就存在革命派“汉民族建国”主张和维新派“大民族主义”的对立。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开始转向“五族共和”。五四运动后,这一矛盾体现得更为充分。国共两党的民族认同理论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建国论与“民族自决”、“联邦制”主张的对立。国民党追求“单一性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一体化”,中国共产党仅认同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的“复合性”的大民族共同体。1943年,周恩来明确谴责蒋介石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宗族”的行为是“民族歧视”,指出:“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35]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仍然包含有联邦制的因素。[36]事实上,国共对于民族认同观念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体现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马列主义中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冲突,实际上则是权力经营与地位争夺。

  (二)民族识别与国家认同

  民族识别的展开一方面在于边疆地区族群比较复杂,了解他们是进行民族整合和实现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于户籍制度的推行以及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需要每个居民填写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我国民族识别并没有“区分民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统称民族”[37]。这产生了两个主要的负面后果:民族聚拢具有随意性,400多个地方族群被划分为50多个民族;直接将西方的“nation”译为民族并对应50多个“民族”,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也导致族群问题政治化或民族化。

  我国民族识别及其聚拢的随意性备受西方学者批评,西方学者认为它无法与他们所谓ethnic group的主位类别相吻合,混淆了民族与族群的概念。[38]如民族识别难以区分聚拢在彝族这一类别之下的当地不同的ethnic group,难以将摩梭人从纳西族中区分出来,将不同的苗族群体混在一起,尽管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关系。诸多族群被强加其他“民族”身份,“已经说了我们是傣族,后来又说成是壮族,布侬也是壮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39]。对于民族识别的真正目的,斯蒂文·郝瑞指出:“并不是要根据西方人类学关于主位意识的标准来识别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而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的‘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与教育方面的计划。即推进民族国家整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按照每个人群自己的认同来进行民族识别就没有必要了。”[40]“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识别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即是明显的民族同化,结果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差异愈来愈不重要;同时,地方群体表白自己的认同与争取自治的努力也越来越无关紧要。[41]

  民族识别赋予族群相应的民族身份,并在政策上予以合法化,这引发了二者在“话语”权力结构方面不同的诉求。族群是一个文化群体,而民族则具有政治诉求。在国家权力的经营下,原有的族群社会突然转变为政治共同体,并拥有自治权力与相应的自治区域、领土。这对实现由族群到民族的“想象”[42]提供了前提。对于有实力的大区域自治体,一旦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则很可能被权力经营者利用并被作为一条政治原则,要求“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一致”[43],从而分裂国家认同。对于其他分散的自治单位,1982年宪法颁布后,民族区域自治有了真实的内容,尤其是在民族地区文化、行政、教育、户籍登记、婚姻登记、学校注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民族待遇的差别也由于社会的开放与流动而被广泛察觉,“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也随着每项民族政策的实施而强化,甚至优惠政策本身也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符号”与象征。同时,国家为实现整合而培育的地方族群精英对民族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44],这些精英对实现国家认同起着一种有效的示范作用,但也可能为索取政治资本而有着反面的效果。如此,国家认同不断受到地方性认同与族群认同的挑战。国家权力为建构国家认同、实施民族平等而进行民族识别的现实结果可能有违初衷。

  (三)民族优惠政策与国家认同

  l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或要求识别为少数民族的人数逐步增多。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45]少数民族群体的壮大使得部分少数民族精英要求恢复少数民族身份,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或民族乡,如部分布岱人要求“恢复傣族民族”[46]。这成为国家进行民族国家整合与政策扶持的一个结果。

  不仅如此,国家政策扶持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未必带来国家认同与情感上的归属。一方面在于经济增长的方式问题。以西藏为例,国家推动的政策优惠扶持极大地改变了其落后面貌与经济社会结构,并开启了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但“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却主要奠定在经济发展上,而对于民族地区宗教、信仰则缺乏关注。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构性分化存在削弱国家认同的可能。国家政策与财政倾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效应,但大量流入了民族地区的少数地区(如以拉萨、乌鲁木齐为核心),其受益者也集中于少数族群的精英。结果国家政策扶持滋生了一个“获利性的精英团体”。拉萨、乌鲁木齐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消费经济”模式盛行。同时,这种“消费经济”奠基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并呈现出巨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为少数精英获利创造了条件,并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值得指出的是:结构性分化不仅促使民族地区普通大众与获利性精英分化,也由于少数族群精英、干部作为国家治理在民族地区的代理人、成功典范而转变为族群与国家的对立,甚至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立。这种结构性分化使得国家认同异常脆弱,民族认同则很容易被操纵,任何事件都容易转化为民族问题。这种事件一旦发生,民族意识只会更加清晰和强烈。此外,结构性张力导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也因代际差异而比较明晰,不满与愤懑又多集中于年轻人一代。从老年人的言谈中,我们更多听到“公家”、“社员”这样的词汇;而在年轻人那里,“我们藏族人”、“我们民族”这样的说法在谈话中经常出现。因此,国家在提供各种民族优惠政策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族群不断反思“自我”或“他者”的参照系,使其可能藉此肯定“自我”,也可能在必要时否定“他者”。

  (四)威权体制与国家认同

  大众参与是增进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能够使民众在减少对地方权威信赖和归属感的同时,转而认同于国家并依赖国家的保护,从而在提升国家权威的同时也相应获得公民认同。然而,历史上大众参与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威权体制下则成为“双刃剑”,高度的大众参与既会推进国家认同与公民忠诚,也会因要求更加开放、透明、遵从民意而削弱威权体制,从而大众参与往往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压制。在威权政体下,爱国主义受到提倡,但大众参与却受到压抑,这反而阻碍了国家认同的进程。

  国民党政府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一方面为全面激活抗日救国热情、提升国民党政府合法性认同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巨大浪潮也令国民党政府忧虑。因为,如果对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进行压制,就会削弱其有限的统治合法性,但如果适应或参与这种运动,又会在迅即提升自己合法性的同时面临大众可能对透明、开放、民主、权利等的要求。国民党政府骑虎难下,直到1937年,蒋介石才最终被动接受全面抗战的主张。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认同,以应对朝鲜战争、台海问题或冷战威胁。改革开放后经济奇迹与政治稳定,民族自豪感也迅即增强。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与共产主义遭受挫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再度激发出来,甚至成为国民参与经济建设、报效国家的精神激励。此时,威权体制与大众参与、国家认同的困境再次凸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首要开端即“银河号事件”,巨大的爱国浪潮与国家低调处理形成鲜明对比。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虽极大地提升了国民认同、爱国精神与民族自豪感,但在南海事件、钓鱼岛事件、台海问题上政府则审慎对待,避免激起过分的民族情绪。

  四、结语

  在中国国家认同的历程中,国族认同的高涨与公民认同的滞后,以及几大国家认同制约因素的存在,足以使我们反思国家认同自身的逻辑:即政权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角色。一方面,不同政权可能根据自身利益与处境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予以选择性利用,或汉民族、或“五族共和”、或中华民族、或民族自决等。但这种策略性运用也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不同的民族观不仅不会被民族国家所压倒,反而会规定或构成民族国家”[47]。日本帝国主义盗用“五族共和”建立伪满洲政权;而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很容易强调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48]。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不恰当高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失控,国家认同也出现了不健全特征,即国族认同的高涨与公民认同的滞后。但这种表面上呈现出的国族认同的高涨,缺乏坚实的制度化的国家认同机制,这可能会妨碍巩固国家认同与公民认同的进程。

  走向“政治民族”与公民身份认同,成为解决国家认同制约因素的最佳途径。“政治民族”以大众参与为基础,以公民身份认同为目标,对于塑造公民认同而非地方性认同或族群认同有着天然的优势,大众参与使得国民责任共担,并内化为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没有大众参与的国家,必定是缺乏公民认同的国家。[49]

  注释

  [1]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2]转引自戴晓东:《加拿大: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第23页。

  [3]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2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4页。

  [4]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郝时远:《加强跨国民族研究促进边疆稳定发展》,载《中国民族》2005年第1期。

  [5]郭艳:《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黄岩:《试论全球化与国家认同》,载《前沿》2007年第11期。

  [6]马戎:《族群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载《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7]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8]阮西湖在《关于术语“族群”》中指出,“ethnic group”意指民族而非族群;石奕隆明确提出“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纳日碧力戈在《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中指出,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共同体。

  [9]施正锋:《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台湾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6—11页。

  [10]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1页。

  [11][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3年版第26—27页。

  [12][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0页。

  [13]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卷,第802页。

  [14]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卷,第698页。

  [15]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

  [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3页。

  [1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1070页。

  [1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9]同上书,第451页。

  [20]该会成立不久,即改称为“中华民族大同会”。

  [21]转引自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22][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页。

  [23]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24]邵元冲:《孔子之人格与时代精神》,载《大公报》1934年8月27日第4版。

  [25]马天铎:《三民主义与回教青年》,载《回教论坛》第2卷第9期。

  [26]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7]齐思和:《民族与种族》,载《禹贡》1937年第7卷第1—3合期。

  [28]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8页。

  [29]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

  [30]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载《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31]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博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

  [32]《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全国人民捐献武器运动的总结》,载《人民日报》1952年6月25日。

  [33]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罗沛霖编:《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34]Joseph 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vol.74,No.4(July/August 1995),pp.90-102.

  [3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36]余玮:《龚育之的红色家国情怀》,载《大地》第23、24期。

  [3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况报告》,1986年12月。

  [38]因为民族与族群的混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英文翻译原为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直到近来,英文才重译为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缩写SEAC。

  [39]潘汁:《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认同建构——金龙镇布岱人族群认同意识研究》(硕士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3月。

  [40][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直观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41]同上书,第269页。

  [4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43][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44]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45]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3月16日。

  [46]潘汁:《民族国家语境下的认同建构——金龙镇布岱人族群认同意识研究》(硕士论文),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3月。

  [47][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8]马戎、赵志研:《多元一体理论:拓展中华民族研究新视野》,载《中华民族报》2008年8月9日。

  [49]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载《读书》2003年第4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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