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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比较优势陷阱

作者:  时间:2012-10-29

   不难注意到,在任何讨论有关中国经济的场合,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马上说出GDP增长率,也会说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是很少会有人告诉你中国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

  应该更关注资本回报率

  这一方面表明,增长速度一向是中国经济中最受重视的问题——这主要是由政府所主导和推动的经济的自身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资本回报率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相对同一对象,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资本回报率”。这里,既有因目的、定义和测算方法上的不同所产生的不同估计结果,也有因利益动机作祟而人为造成的数据失真或指标扭曲。

  再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谓的资本回报也不一样。微观企业层面与宏观政策角度所谈的资本回报完全不同。企业追求的是现期的纯利润水平,不会关心固定价格下实际投资效率的历史比较。对企业来说,价格上升或下降正是利润增加或损失的一部分。

  此外,因为税收和股息分配所涉及的利益,企业一般会倾向于掩盖其真实的利润率。我们知道,即便是上市公司也有办法掩盖其真实的财务状况。

  相对而言,对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如果真的有一天资本回报率变得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或GDP增长率一样重要,他们应该关心的是采用固定价格测算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也可称为资本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MPK)。

  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指,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可以引致多少产出的增加。它是一个全面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指标,其微观基础是充分竞争条件下具有经济理性行为的厂商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在这个反映资本投入和产出的经济(不是技术)关系中,“产出”概念是国民核算中增加值的概念,既包括资本创造的(税前)收入,又包括对资本消耗的补偿。

  早先,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生产率的文章中说过(相关报道见《财经》2012年第9期“投资、增长与生产率”),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然而,决定增长质量的不是投资的增长率,而是投资的效率,后者是生产率问题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率的增长既包括整体经济的效率改善,也包括它的技术进步(技术模仿或/和创新)。这个问题的提法已经不再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问题,因为它的前提已经改变了,那就是,我们允许一个经济体的效率边界(即其效率水平能够达到的最大产出)低于它的技术边界(即其技术水平能够允许的最大产出,又称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正是这个前提把我们从理论带回到中国经济的现实中来。

  但回到现实中,情况的确很令人担心。目前,虽然没有中央政策的明确指导,没有由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推动所掀起的各地区、各行业普遍的投资热潮,但是“保增长”的需要正在各地鼓励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根据近两个月的一些报道,为了“保增长”,有些地方政府的“改造和发展计划”已经近于疯狂。据已经披露的消息,有些地方政府的发展计划所涉及的投资额竟然相当于当地财政年收入的几十乃至上百倍。

  也有迹象清楚地表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加入这场竞赛。如果中央决策部门不能重视由此可能引起的、也许远超过4万亿元的投资潮所带来的投资效率问题,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我希望大家更关注直接切入中国经济实际的“资本回报率”问题,特别是它的发展动态以及在国际比较中的位置。

  靠制度克服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

  经济增长依赖(由储蓄转化)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史显示了一个一般规律。从经济发展初期开始,到基本完成工业化,一个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K/Y)大致会从1上升到3左右或更高的水平。就是说,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GDP),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

  根据定义,资本边际产出率或MPK是资本收入份额调整后的资本-产出比的倒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民生产总值中资本的收入份额会随着K/Y上升而下降,大致从60%或更高水平降至30%或更低。与此同时,资本边际产出率随之下降,大致会从0.5或更高降至0.1左右。一般来说,这个过程越是粗放,MPK的下降速度就会越快。这个情况在工业化后期会改变。一方面,由于整个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另一方面,也由于保留下来的制造业越来越向以研发、创新为基础的高附加值生产升级,MPK的下降会放缓、停止,甚至缓慢回升。

  这里实际上涉及经济学的一个定理,那就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投资增长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过程。显然,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越慢越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短期内逆转这个过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投资增长所推动的人力资本投资、新资本对旧资本的替代和“干中学效应”(learning by doing)等因素,可以克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然而,这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条件。所以,从效率问题引到制度问题绝不是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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