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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

作者:张燕生  时间:2013-01-02   浏览次数:0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把中国推到了国际社会的前台。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发展机遇、成功应对挑战、实现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一)当前国际环境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近现代世界史有三个黄金时期,就是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谁能把握住这些时期,谁就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我们称之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第一个黄金时期,是1870-1913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第二个黄金时期是1950-1973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增长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还是一些史学的研究,都说明在这个时期,无论是GDP增长,还是人均GDP增长,各地区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在这前两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都坐失了发展机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第三个黄金期,能否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将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三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共同特点就是双轮驱动。第一个轮子就是全球化,这三个时期都是自由贸易或者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二个轮子,就是世界性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和运输科技的革命。

  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判定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这是研究国际环境时所需要回答的。如何培养把握这个机会的能力,真正把握住未来10年的黄金增长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加入WTO10年经济取得长足进步

  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10年。当年加入WTO时中国是把加入WTO作为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一个战略性部署。10年后,我们在调查研究时,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讲,国际化融入中国,全球化融入中国。也就是说,未来的10年对中国而言,其所要实施的经济国际化战略,也就是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10年前加入WTO的时候,我们说,“狼来了”。当时我们说WTO是一堵墙、一个贸易的壁垒,我们假定这个壁垒有2米2高,美国就说,中国加入WTO应该降低贸易壁垒,这个墙应降到1米5。中国说,1米5对自己的冲击太大了,希望能够维持在1米8。那么,这个就要谈判,讨价还价,谈了15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把门打开,突然发现,的确存在一群饿狼和一群肥羊,但狼并没有明显对我们的肥羊感兴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狼来了,门打开了,狼却不进来呢?我们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5年做过一项研究,用计量和实证的模型证明,中国的这个“墙”,在入世前,其实只有20公分高,也就是说狼早就在里面了。这项研究成果向国家有关部门报了,我们还出了英文专著,请了国际最好的计量经济学家,看我们的模型和数据,看我们的经验验证的结果。他们都说,你们的研究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入世”10年,如果讲狼早在里面了,开放的效应早就释放了,为什么中国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论就是,“入世”申请的15年,中国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做。这15年就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调整,这个过程对中国过去10年所取得的进步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三)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陷入困境

  多哈回合谈判,致力于贸易的自由化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进步。现在该回合谈判陷入了困境。从多哈回合来讲,中国和美国关于工业品的关税减让实际上达成了协议。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主要还是农产品保障措施,也就是美国和印度对这个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虽然说多哈回合陷入困境并不是因为工业品和关税减让的议题,但是这些陷入困境的贸易部长,对着全球的记者,仍然谴责中国,说中国不承担大国的责任。而中国实际上还是计划在工业品关税上减让作出更大的让步,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比如说,从工业品关税的平均税率来说,我们承诺从9%降到7%。发达国家却提出,7%也不行,必须要降到5%。对中国来讲,推动前10年贸易自由化的轮子,下一步会不会正常运转,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维艰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就是牙买加协议自1976年就建立起来,为什么一直到2008年才发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呢?之前,对此国际社会的谈论是不多的。2008年以来这场金融危机,的确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个问题凸显了出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上有着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2011年11月我们到美国华盛顿访问,和美国的智库及有关朋友谈起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时候,很多的美国朋友说,国际货币体系不需要改,只需要完善。后来,我们到法国听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所做的演讲,发现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呼声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样也就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未来10年的方向是什么?这会涉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亚洲货币单位的合作和SDR的改革,也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举步艰难。

  (五)美国从全球化转向推动区域化

  美国从2009年开始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开始高调推动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2011年11月,我在访问华盛顿时,发表了关于TPP的观点,当时美国的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全球都可以搞FTA,为什么美国不行?为什么美国就不可以搞TPP?当时我回答:你这个TPP,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太平洋时代,实际上它会产生一个排他性的太平洋集团,对此亚太各国必须作出一个选择,要么你不参与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太平洋集团,要么你就会被边缘化。就全球来说,非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他们又会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全球三大生产体系,有两大生产体系成为一体,那么另外一个生产体系怎么办呢?美国作为世界的领袖,领导着全球经济走向TPP,而各个国家都要作出一个选择,你是继续走全球化,还是进入排他性的区域化?那么第二个TPP,是一个高质量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高质量、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它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方式打造起来的一个跨太平洋、跨FTA的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就是要严格按照美国的标准。那么,如果加拿大要加入,它就必须要修正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日本要加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农业、服务业等多方面的政策。这个TPP从太平洋地区、太平洋集团治理的角度,有可能会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范式。第三个TPP,也就是我们讨论的TPP,实际上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要主导东亚经济的一体化。这里,我列出日本经济产业省研究所的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们用飞机模型计算表明,无论是对日本或韩国,还是对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中国香港,TPP所带来的一体化收益,均是各种FTA方案中最差的。原因非常简单,实际上TPP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拉美地区和大洋洲地区的国家而言,一体化的收益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对东亚经济体一体化的效果却不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当美国从2009年始主导TPP的时候,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同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关系,实际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是这样,我们仍主张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应当考虑是不是能够开始研究和探讨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建立FTA的方案,中国也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中、日、韩之间,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之间,建立起一个高标准、高质量FTA的问题。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通过建立起一个高质量的FTA,来推动中国下一步的体制、机制、战略和结构,进一步走向法制,进一步走向同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道路上去。这种倒逼机制的可行性还是很大的。

  (六)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

  目前,国际环境主要是全球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叫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2009年报告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在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承担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应各自承担一半。这篇报告在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意思,那就是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这个委员会的2010年报告讲,由于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我们发现,当现在全球经济不好、全球失衡问题凸显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要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华盛顿有一篇报告就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到位,将会为美国创造225万个新增的就业岗位。分析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怎么变化的,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从1990年开始增长的。我就问美国的同行,你们的逆差什么时候超过2000亿美元?什么时候超过4000亿美元?什么时候超过6000亿美元?什么时候超过8000亿美元?很明确,1990年以来,两次经济泡沫使美国的逆差持续上升。而中国的顺差是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加入WTO、全球或者国际资本把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基地这个变化是相一致的。

  (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未来国际环境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非常显著,这种趋势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也非常大。目前,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反倾销、反补贴的势头实际上有一个加速的趋势。2010年,美国曾经对中国的风能企业中154个企业进行361项调查;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企业进行过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其中衡量补贴,是拿台湾地区的地价来衡量大陆的地价;而且说,中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认为银行的信贷存在着补贴。二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在过去10年呈现出越来越紧的趋势,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所占总出口的比重越来越少。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为了鼓励出口,调整和改革了它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上的限制,但对中国是例外的。三是当前贸易摩擦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叫竞争中性。所谓竞争中性,就是目前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有采取措施限制政府的倾向,它们利用优惠待遇来补贴国有企业战胜私人企业的能力就叫竞争中性。现在,美国和欧洲正在力争把这条推向多边,能成为一个国际的准则。目前,人们特别关心,对中国2012年经济影响比较大的美国的汇率法案会不会成为法律的问题,如果成为法律,会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2012年的经济形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发现,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未来的若干年,将会使中国减少1224万人的就业,将给美国减少181万人的就业。显然这是两败俱伤。但是这个事件会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10年的国际环境,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怎么能够保持一个更好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二、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

  (一)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明确

  2011年11月,我们在和美国很多智库交流的时候,发现美国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究竟在哪里?从目前来讲,我们的同行非常担心美国和欧洲会陷入日本式的长期衰退,也非常担心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增长会出现急剧的减速,最终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衰退。盖特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欧债问题,一个就是美国的信心问题。他说美国2012年要大选,但当前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很可怕,因为在经济和战略利益上,中美之间是有冲突的。在大选年,人们很可能会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我们会发现,当前对全球经济来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能够使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和走向常态增长的动力究竟在什么地方。

  (二)全球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带来高通胀

  从全球经济来讲,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能否使世界摆脱当前的困境,并不可知。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像欧美国家,他们现在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1990年以来,经历了三次全球货币环境非常宽松的时期,最后的结果都带来了或相应带来了全球性的泡沫经济。从2008年12月份到今天,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率,基本上都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且货币环境非常宽松,但是钱就是进入不了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带来第三轮泡沫经济?如果会的话,第三轮泡沫经济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发生在中国?对这些问题,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全球经济不好,但是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高位振荡。2011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均价160.9美元/吨,前10个月进口的铁矿石,大致166美元/吨,基本上是历史最高水平。从资料分析,从1990年到2003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长期低迷,长期保持在30美元/吨的水平。那么原油呢,2011年上半年原油进口的均价,基本上是753.8美元/吨,每桶的均价都超过了100美元。2011年上半年进口的谷物价格,平均上涨幅度高达43.9%。全球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并不好,但是大宗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接近于泡沫经济的最高点,反映出现在的货币存在着全球性流通过剩问题。

  (四)泡沫时期制造和创新被长期忽视

  欧美经济的复苏,可能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分析美国经济,我们发现,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变化,制造业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业持续上升。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制造、对实体经济的创新。美国这场经济结构上的调整,有可能需要5-8年,甚至需要10年。

  (五)全球主权债危机将继续

  在欧债危机方面,目前的形势也是人们最担心的。欧洲的问题,首先是欧洲自己的事情,欧盟一体化有两个关键的步骤还没有走,一个是财政的一体化,一个是宪政的一体化。因此有关专家认为,欧洲有两个欧洲,一个是陷入这次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另一个则是没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北欧。欧洲目前需要做的是,如何能在欧盟内部达成一致,推动财政同盟,达成财政契约,来推动财政的一体化。对欧洲来讲,解决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是用以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一步。欧洲人完全有能力救助自己,首先就是它自己要达成一个意愿和政治上统一的决心。欧美目前出现了新的趋势——再工业化,尤其奥巴马在2009年讲的“岩上之屋”,下一步美国的经济大厦,要从过去十多年建立在虚拟经济的沙滩上重新调回实体经济的岩石上。美国从2009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计划和战略。美国所有的这些行动,非常像1980年美国走出滞胀时期所采取的行动。1980年,美国从治理经济停滞入手,采取一系列的供给端结构改革和调整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欧美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它的再工业化。前段时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篇报告讲,随着中国的成本持续上升和欧美的效率持续改善,预计来华投资的美资,在运输工具、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七大门类,将出现回归本土的浪潮。这个美资回归本土的浪潮,将会为美国创造200万到300万个新增的就业岗位。

  (六)欧美再工业化,世界经济可能会再次陷入“滞胀”

  欧美再工业化的途径是什么呢?它是通过提升自身的传统竞争优势,降低成本、减少税负、减员增效来推动?还是会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在我们2011年11月访问欧美期间,欧美的朋友非常明确地说,这种再工业化,增加了产生贸易冲突、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非常关心,世界经济会不会陷入滞胀?世界主要国家会以什么方式走出滞胀?谁来承担全球结构调整的责任和代价?这些问题都会涉及未来10年,或者“十二五”时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

  三、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

  (一)争取定价权

  中国下一步要设法成为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要成为规则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要成为责任的承担者和逆周期的调节者,而不是责任的推卸者和顺周期的调节者。如果有可能,对中国而言,主要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如何解决自相削价竞争的问题。对中国来讲,在世界市场上要想建立一致对外的进出口协调机制,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下一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一盘散沙,是不可能有什么定价权和定价影响力的。二是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两面下注的战略上的准备。现在中国钢铁全行业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铁矿石价格的飙升。多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买家,中国在卖方市场上始终没有自己的权益。2003年之前,1吨铁矿石30美元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入;2003-2008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飙升,而钢铁价格飙升得更快,那时我们仍然完全有能力进入铁矿石的卖方市场,我们依旧不进入;直到2008年12月份以后,全行业陷入困境,我们才去思考怎么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教训必须要吸取,要想掌握定价权,就必须从战略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三是像大宗商品价格中间有期货定价机制,怎么才能够控制能源和实施资源战略性储备,包括提高资源控制力。四是如何建立起国际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能够在市场上赢得自己的影响力。

  (二)建设金融大国

  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和香港,有没有可能打造这种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中间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风险对冲的市场。二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迈过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走向弹性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的坎。三是对外金融资产的管理使用。2010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高达4.13万亿美元,而直接投资只有7.5%。美国持有东亚的对外金融资产中,股权投资高达71%,而中国却是外汇储备高达71%。中国能不能管好理好这30年积累的财富和对外金融资产呢?

  (三)成为创新策源地

  中国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成为创新的策源地?根据我们研究,中国必须解决三个薄弱环节,才能逐步成为创新的策源地:一是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自主研发的能力相当薄弱,有研发支出的企业也就占7%;二是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支撑的创新环境还比较薄弱;三是招商引资直接的技术效果是比较薄弱的。这三个瓶颈如何取得突破?“十一五”期间,有5个指标完成得不好,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研究与试验发展(R&D)占GDP比重计划达到2%,而实际上只完成了1.75%。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研发创新的投入和产出的能力很薄弱。“十二五”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要达到2.2%,这要求必须从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入手,着重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

  (四)国际化

  全球化进入金融、科技、区域一体化阶段,与全球治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下一步,全球化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推进全球化,还是像历史上的全球化一样,因发生世界大战或因现有秩序破产而逆转?如果全球化趋势继续,就会涉及全球化的未来是美国化还是多极化的问题。

  如何提高中国人才、资本、产业化、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中国的全球战略、核心利益及软实力是什么?开放的多边化与排他的区域化谁更优先?美日欧市场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能否做到两面下注、对冲风险?东部沿海将如何成为全球世界级城市群不可或缺的一环?未来有竞争力的区域是在离市场和创新最近的地方。其特点:一是地方不在于大,集聚就行;二是人才聚集;三是通讯和运输科技革命带来更紧密的本地化和网络化。

  (五)自主发展

  东亚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代工模式,是以中国台湾的大企业为代表;另一种是以韩国企业为代表的自主生产模式。在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自主生产模式受到重创;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代工模式也受到重创。现在,中国就面临着两条增长曲线。由于欧美将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中低速增长,因此这个代工模式,对应着一条长期平缓增长的曲线。而自主生产模式的曲线,它的增长斜率就比较陡峭。中国有没有可能完成从代工模式向自主生产模式的转变?有没有可能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有没有可能从价格竞争走向差异化竞争?这是中国走向大国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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