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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在参与中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改革

作者:张蕴岭  时间:2013-12-24

  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后来又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要弘扬“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这些都是崛起的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它们既是国内政策的指导原则,也是具有世界导向意义的大战略、大智慧,中国这样做,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道理

  中国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短短30年里,一跃成为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从总量来看列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制造业、外汇储备等一些衡量国家实力的具体指标,都居世界之首。

  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如此规模的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会追求更多自己的利益,而要获得更大的利益,传统的做法就是对外扩张,而传统的扩张手段就是攫取更多的领土、资源与财富,当然还有政治上的要求,那就是获得霸权,如今,这条路已难以走得通。而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走不通的问题,更是不能走的问题。

  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尽管中国成为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但是其“二元身份”长期难以改变。所谓“二元身份”,即一方面总量很大,但另一方面人均财富很少,要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道路还很长。如果走传统扩张之路,那就要打仗,不是小仗,而是大仗,其结果必然是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发展的进程就会中断,中国折腾不起。历史上,没有通过战争扩张便实现大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的崛起有着很特殊的历史环境,两次世界大战赋予其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别的大国或强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或削弱,只有美国得以独善其身,实力大增。中国在未来崛起的道路上是享受不到这种历史机遇的。

  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离实现民富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到21世纪中期,我们定的目标还只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而那时发达国家的民富水平会更高。如今,老百姓有话语权,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如果决策方向让老百姓变穷了,那就难以行得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维护中国国强民富道路的可持续性,这对于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的崛起处于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全球化的开放时代。过去只有靠传统的扩张办法才可以获得市场和资源,现在则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竞争,利用开放的世界市场来实现,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用战争方式终归要受损失,付出巨大的代价,既然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强国之梦,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现代理念。中国有着和合共处的文化传统,专家们认为,“和”与“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因此,在中国走向复兴之后,强调和平发展、和谐共处、包容互鉴,这并不突然,既不是无根之草,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出自于本源。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与世界上某些新兴国家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侵略,蒙受欺辱,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与财富损失,但我们在国家稳定之后并没有采取报复的手段,而是提出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也没有索要战争赔偿。在取得发展成就之后,我们进一步提出要“睦邻、安邻、富邻”,让邻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实现共同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之后,我们提出绝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称霸,要构建和谐世界。有人说,和谐世界是一个乌托邦,而在我看来,那可以体现中国文化的一个理念和思想,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的不同表述。

  历史证明,搞扩张,搞霸权,迟早要吃亏,要垮台。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最后衰落成一个屈居英伦半岛的二流国家;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铁军二战中曾横扫欧亚非大陆,最后被占领改造,靠加入到欧洲地区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发展才得以恢复国家统一;日本通过脱亚入欧、维新变法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凭借膨胀起来的实力,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实行军事占领,结果还是大败,被美国占领、管制与改造。

  就中国对外扩张的历史而言,即使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是靠“关系”构建一种互利共处的秩序。当然,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也许不会相信未来的中国会与当代的大国不一样。国际上有许多人都在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中国,看我们是否会用增强的实力与霸权国家争霸,是否会恃强凌弱,欺负他国,因此,他们也在作万一中国会这样做的准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人,因为只有互信,大家才可以和平共处、包容互鉴、寻求和谐。

  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为了创建新的国际环境。二战后,国际局势先后发生了一些巨大变化:一是殖民主义的终结,使世界普遍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是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制度的对抗不再存在。因此,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可以实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靠二战和冷战获得了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为了长久维持其国际地位,强制推行它的价值观,不断地发动战争,一直在世界各地打仗,战争让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几近掏空了它的家底,要不是靠美元的霸权,早就撑不下去了。此外,通过强制的办法来推行其价值观,最终将证明收效甚微。在现在的开放世界,发展模式、价值文化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形象、影响等方面,如果搞得好,大家就会效仿,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中国的崛起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参与全球化,利用开放的市场环境。崛起的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发挥“正能量”影响,必定为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宣示与实践并不自然同轨,这需要我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对中国的宣示,国内政界、学界人士、公民大众也有不同的声音,别国的政要、专家和公众也有诸多不同认知,这也是事实。

  中国的崛起面临的是一场战略竞争。中国的崛起是综合实力的提升,包括军事力量的提升。面对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世界上也颇有市场。比如,中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捍卫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突破所谓的“近海岛链包围”走向远洋,这样不仅会引起别国的警惕甚至敌视,还会与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比如美国)发生“战略冲撞”。如今,美国已认为其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宣布“重返亚洲”战略,把大部分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

  面对此种局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如果采取直接的战略对抗,就需要动员财力和人力。美国现在是中国经济总量的2倍、人均的10倍,中国与美国拼实力拼不过,也会把自己拖垮,甚至会破坏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环境。这里重要的是要有准确的战略判断。如果美国要打中国,那我们就只有拼死一战;如果美国只是防御性战略压制,那我们就可以与之进行战略周旋,在提升自己应对实力的同时,开展战略对话,寻求战略协调。中国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字体现在避免对抗、寻求协调与合作、不争霸上。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之间既有战略利益对撞,也有战略利益弥合,弥合点就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共同面对的地区和全球环境。中美之间这种既冲突又弥合的大国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要用新方式来处理,同时也给走新路提供了可能。

  有人说,这样做是一种委曲求全之策,会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这不是委曲求全,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争取尽可能多的战略空间与战略主动。中国并没有为此牺牲什么,能保证和平发展就是最大收获。历史上,大国崛起后总是要通过战争与扩张来追求更大的利益,而中国所追求的是利益共享(shared interest)、互利共赢。中国人吃够了被欺负、长期战乱之苦,最能体会利益共享、互利共赢的深刻含义。

  中国的崛起面临的也是一场制度竞争。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一党执政的政治协商制度。而当今,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的是多党选举制。中国要能在这种制度竞争中坚持住,建立信誉,提升吸引力。实行中国式制度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中国会发现政治盟友甚少,被称为“孤独的大国”。其实,这样描述中国并不准确,中国并不孤独,中国发展转变的经验正在为许多国家所关注,只不过因为国情不同,它们难以照搬中国的经验。当前,中国还处于发展转变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还很有争议。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诸如发展与稳定、国强与民富,权力与民主、公平与正义、增长与可持续等方面的矛盾,那就可以在制度竞争中站得住,提高吸引力。

  历史上,大国崛起扩张总是靠结盟,即构建强国主导下的联盟势力。而如今,中国“无盟可结”,只有另寻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分裂后开始奉行不结盟政策;后来又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我们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建设。如今,我们与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伙伴之间可以开展协商、协调与合作,这是一种新的共处关系。

  其实,走合作而不是走结盟的道路,二战后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通过开展区域合作,获得了发展,赢得了和平。这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构建伙伴关系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力图构建一种平等参与、协商对话、合作发展与合作安全的新区域关系框架。亚太地区和亚洲不是欧洲,难走欧洲合作的道路,更难形成欧洲那样的紧密区域合作制度,只能走多元和合之路,建立多层合作框架。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和作用,只要能够实现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就达到了目的。当然,人们对这种软约束机制的实际效能还存有怀疑,认为它们并不能真正起到阻止冲突或争斗的作用,大国争夺,其中包括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发生战争。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只要中国坚持,就是一种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说,中国是靠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现行体系来获得发展,实现崛起的。国际社会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改变现行的国际体系,甚至另起炉灶,因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也这样做过。

  事实上,尽管中国通过参与现行国际体系来发展自己,但对现行体系也并不满意。不过,中国已是现行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推倒重来。中国所诉求的是国际体系的渐进变革,使之更合理、更公平,尤其是能让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中国这样的主张也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当今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它们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像印尼、印度、巴西、南非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也不会同意推翻现有国际体系而重建一套新体系,因为它们需要参与,需要从现有体系中获得利益。因此,中国在参与、渐进改革现行国际体系方面还是有志同道合者,并不孤独,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群体崛起”也是构建世界新关系和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尽管中国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和战略上的分歧以及竞争性的矛盾,但是它们并非敌对,而是可以成为伙伴的。这可以从“金砖国家”之间开展的制度化合作发展得到证明,它们的合作不是为了推翻现有体系,而是为了在现有体系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现有体系向更有利于它们发展的方向调整改革,同时也是为了拓展和发挥它们之间的合作潜力。

来源:《学术前沿》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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