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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转型像开车转弯 太快太慢都不行

  时间:2014-05-27

  摘要: 我们如果继续走原来的发展道路,不仅中长期会有问题,甚至连短期发展都会出现难题。尤其在当下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投资拉动为手段、以做大总量为主要目标,就会带来较大隐患。所以即使从投资层面来看,并非说投资不重要,而是说其唯有适应消费需求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迟福林是中国启动“第二次改革”的呼吁者之一,他曾主笔提交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中央直接采纳。他主张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呼吁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近日,迟福林做客岭南大讲坛开讲《消费新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南方日报记者就经济增速放缓、城镇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热点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做市场主导下的有为政府

  南方日报:您曾在2009年曾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而且要把扩大内需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消费拉动相对于更为直接的投资拉动彰显性不够,地方政府会不会因为“GDP崇拜”而不愿意“刹车拐弯”?

  迟福林:这是一个大趋势:经济发展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的历史性转型。趋势已初步显现,去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

  我们如果继续走原来的发展道路,不仅中长期会有问题,甚至连短期发展都会出现难题。尤其在当下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投资拉动为手段、以做大总量为主要目标,就会带来较大隐患。所以即使从投资层面来看,并非说投资不重要,而是说其唯有适应消费需求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在这两大背景下,谁愿意吃螃蟹,谁愿意积极稳妥地推进,就意味着谁找到了中长期发展的路子,就意味着其抓住了历史机遇和“最大的红利”。

  南方日报:这其实也是“市场决定”的一个结果,您去年也曾经特地为此撰写专著,认为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脱离市场作用下的政府有为不可持续。那当下到底该政府带着市场走,还是市场带着政府走?

  迟福林:我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市场经济就是要实现市场主导下有为的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的市场。

  因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突破,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标志。过去,尽管政府主导的竞争性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是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可持续性,矛盾、问题增多。

  南方日报:这么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国家也面临着诸如收入差距过大、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您觉得该如何通过市场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迟福林:我们现在谈市场决定,首要任务就是把不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把不该拥有的市场权力交还给市场和社会。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从资源配置和一般的商品定价过渡到要素市场的建立;第二是要实现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现行的垄断是多方面的,现在破除服务业方面的行政垄断更为重要。那么服务业市场向谁开放?向外资开放当然重要,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向社会资本开放。

  这里关键是思想解放。比如,为什么现在社会资本办医院就是企业,你拿着政府的钱办医院就是事业呢?解决问题不是单纯市场进入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

  以长远目光解决短期问题

  南方日报:今年一季度数据表明经济增速放缓,中央为此出台了五项微刺激政策,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迟福林:我国的发展转型其实很像开车转弯,开车太快,不行;车太慢,可能也有问题。

  所以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一要注意速度,二要注意方向。拐弯的目的不在于拐弯,而是找到拐弯之后所明确的道路:我们要的是中长期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以中长期的眼光来解决短期问题,第一,短期要稳,不能滑下去,滑下去再想上来就难了;第二,在稳的同时主要目的是解决中长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只能采用微刺激。

  南方日报:那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城镇化改革?

  迟福林:城镇化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平台,城镇化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目前,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是35%,规模城镇化率是53%。

  中央规划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我认为至少应该达到现在规模城镇化53%的水平。比如广东有2700多万农民工,我们要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逐步融入到城市发展中来。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注重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什么大城市拥挤不堪,小城市却缺乏吸引力?这就是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行为的结果。

  欧洲很多仅几万人的小城市都有一个大学,说明它公共资源配置很好。所以有很多企业的总部不设在大城市,反而在中小城市。

  南方日报:您曾提到“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这或许也是解决城镇化难题的另一种思路,您觉得在现有产权制度之下,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迟福林:为什么会行不通呢?去年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农民的财产权主要来自哪里?其实主要就是土地的财产权。15年前国家就提出来要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划为“物权”很重要。第一,农民的土地可以抵押、转让;第二,农民的宅基地房可以拿到产权证,实现流转;第三,解放了农村的经营性用地。这三件事都意味着给农民带来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

  南方日报: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使广东正面临经济发展的阵痛,工厂搬迁等一系问题对广东提出了严峻考验,您觉得这一问题该如何面对?

  迟福林:推动类似产业的升级,比如制鞋,价格低的可能是要逐步转移,这是大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将简单的重复的加工制造业向创新的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进军。另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因为企业发展需要依靠物流、仓储、品牌建设的发展。

  德国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问题。到目前,德国依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同时德国的服务业已经占到了70%。而它靠的就是先进制造业与高效生产性服务业的互相支撑。

  南方日报: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广东转型升级的发力点?

  迟福林:广东要想实现经济转型,我认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二是推进基于消费需求的城镇化。

  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就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走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从而率先在全国形成服务业主导的大格局。

  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方面,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当然要做到这些,法治市场经济可以先走一步。由此带动广东的金融、税收以及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

  南方日报:广东目前正在提倡以混合所有制为牵引带动国有企业改革,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别待遇。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迟福林:混合所有制在当下也是一个大趋势。核心还是要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垄断,让中小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实现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对于广东来说,应该在服务业开放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如果广东能与香港实现服务业的紧密对接,这将成为今后广东发展的新优势和发力点。

  南方日报:广东近年来致力于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平衡发展,您觉得市场力量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迟福林:以广东既有条件,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就要加大对中小城镇公共资源的配置,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中小城镇尤其是山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更多农村居民到城镇就业。

  南方日报:目前,金融改革、工商登记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都是广东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那您觉得广东作为改革领头羊,如何在新一轮改革找到新的定位?

  迟福林:我认为有三点:第一,市场监管和行政审批一定要分开,在审批权和市场监管权不分的情况下,监管缺少含金量,而审批含金量却太大了。第二,应该尽快推进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的管理,走在全国前列。列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确立审批领域的“红线”。把政府权力放到阳光下让人民来检验。第三,要加强社会监管和行业监管。一方面鼓励支持行业协会和行业自律;另一方面支持社会监管,尤其媒体监管,这样才能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在监管上的结合,才能使消费环境适应消费需求。

  迟福林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迟福林多年来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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