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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如何让改革释放最大“制度红利”

  时间:2013-12-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又将开启。如何认识新一轮改革、让改革释放最大“制度红利”?近日,长期研究宏观经济改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辜胜阻指出,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

  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

  记 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天开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即将展开。此轮改革将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诸多领域,对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您最期待的重点领域的改革是什么?

  辜胜阻: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的辉煌除了得益于“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每个时期改革都有不同的重点,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改革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下一个十年的经济改革重点应该是政府自身行政体制改革,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改革,城镇化的配套改革。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增强使进一步深化改革变得刻不容缓,改革要与时间赛跑。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采取新思路。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

  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只有政府以更大的勇气做好了自身的改革,理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水到渠成,才能顺利地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李克强总理最近指出,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和宏观调控的“当头炮”。目前中国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   

  新型城镇化应围绕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记 者:《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指出,中国的城镇化任务远未完成,城乡统筹目标远未实现,必须脚踏实地,科学稳妥,一锹一锹挖,一筐一筐抬。您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配套改革应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会给民间资本带来哪些商机?

  辜胜阻:我国城镇化是一种没有市民化的“半城镇化”。完全的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我国大量进城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通过非农化成为农民工,但还没有市民化,这是典型的“半城镇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城镇化的具体内容。城镇化有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新型城镇化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人”是城镇化的核心。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转移人口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业”就是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市民化要有稳定就业。产业支撑和转移人口稳定就业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要强化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产城融合,通过推动产业发展来提高城镇吸纳就业能力。

  “钱”是城镇化的重要保障。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涉及到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地”集约使用和土地改革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权利,要让他们能够不放弃承包权,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房”是进城人口住有所居的关键。解决住房问题则要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多元化城镇住房供给体系,使进城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城镇化的配套改革,除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外,还有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一系列改革。人的城镇化要解决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以及“人往哪儿去”两个问题。市民化=稳定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安居及生活方式城镇化。

  首先,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坚持渐进原则,如果以户改和土改一夜之间改变二亿多农民工的户籍,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分类指导原则,优先将拥有稳定劳动关系并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沉淀型”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按照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程度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先要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对于大城市,既不能关死城门,堵住农民进城,也不能一步彻底完全放开户籍。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县城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户籍改革还要需因群而异,要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要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流动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其三,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其四,户籍制度改革还要与合理城市体系相协调。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发展中小城市,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

  城镇化为民间资本带来无限商机。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改革命题,并不是说新型城镇化不需要投资。与之相反,新型城镇化会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对投资需求,应该实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模式,着力扩大民间投资而非政府大规模公共投资。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应该大有所为,其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大发展。城镇化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居民服务需求升级和规模的扩大,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二是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民间资本在其中的参与程度会不断提升。例如北京计划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参与市政建设,占总投资近40%。三是公共服务业发展。李克强新政中提出来,政府可以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创新。四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民间资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城镇化过程中保障房、商品房、租房市场的建设,参与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为进入城镇的转移人口和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五是智慧城市建设。民间资本参与有利于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新兴产业的融资难题并提高投资效率。六是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推动城市产业升级。民间资本以民营科技企业为载体投资实业,有利于我国城市产业机构升级和经济转型。七是转移人口创业。民间资本可以通过设立草根金融机构解决转移创业的融资问题,可以通过提供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提升转移人口创业能力,还可以为转移人口创业提供法律、税收、咨询等相关服务。八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民间资本的可以施展的广阔天地。   

  民营小微企业仍面临五种生存困境,需努力去解决

  记 者:今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其中小微企业更是“压力山大”,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渠道窄、融资服务单一化等问题依旧凸显。您觉得,本轮改革如何利好小微企业、促进创业热情迸发?

  辜胜阻:当前,民营小微企业仍然面临融资贵、用工难、成本高、税负重、利润薄五种生存困境,需要努力去解决。一是十分严峻的“融资贵”。大量小微企业在资金短缺困境下,因资产抵押品不足、经营状况不稳定等原因,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90%以上的小微企业未曾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大量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小微企业求助于民间借贷时面临高利率问题。一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在30%左右。二是更加突出的“用工荒”。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用工短缺逐渐趋于常态化和普遍化。三是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受劳动力、资金、土地、原材料、资源环境等成本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正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四是难以承受的“高税负”。小企业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二十多种税项。一些企业主反映,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五是企业利润“比刀片还薄”。市场的两极分化使实体型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利润越来越薄。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保证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公平竞争理论。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国务院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出台政策为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能源开发、公用事业、服务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这些行业的市场竞争;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继续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大幅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等,对于改善小微企业生存环境,促进小微企业成长具有积极意义。一些我们长期呼吁和建议的改革举措有了回应。比如,对小微企业减税免税使其轻装上阵,我们呼吁了8年,现在终于兑现了;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银行我呼吁了10多年,今年也看见了积极进展。最新出台的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政策,将惠及600万户小微企业。

  我认为,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减税减费力度,减轻企业负担;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有效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要营造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一要进一步加大财税支持,减轻企业税负,让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首先,要大规模减轻小微企业税负,提高小微企业应对高成本的能力。其次,将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相结合。第三,要规范政府收税、收费行为,清理行政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第四,要完善纳税服务,优化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和“隐形负担”。

  二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一方面,要大力促进民间资本发展草根金融,建立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让“草根金融”服务“草根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和改进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集约化、共享式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三要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发展环境,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其次,要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创业文化,让创业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第三,要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构建创新联盟,走出创新“自闭症”;第四,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金融改革应该先“主体多元化”,从供给端发力

  记 者:新一轮经济改革大幕徐徐开启。多位专家认为,金融改革很可能充当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急先锋,而本轮金改的显著特点是将坚持市场化作为改革指针。您认为,金融改革在未来应如何发力、如何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辜胜阻:我国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与高度分散的企业体系之间不相适应,企业体系高度分散,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的99%以上,而金融体系却高度集中,国有大中型银行占据大部分信贷资源。由于受到银行“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大量的民营中小微企业出现融资难和融资贵。与此同时,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大量的民间资本出现投资难,找不到投资出路,大量涌向房地产、高利贷等领域。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举措是让民间资本能够设立中小金融机构,构建和企业体系“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让大银行支持大企业,小微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型银行不具备竞争大客户的能力,可以专注于中小微客户。如此不仅能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也有利于缓解大量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渠道的问题。

  金融改革是先“主体多元化”,还是先“利率市场化”,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改革应该先“主体多元化”,先从供给端发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金融领域,特别是在银行业领域,市场主体主要还是以国有大中型银行为主,民间资本主发起银行的比重非常低。在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先行利率市场化将使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增强大型银行的定价能力,这对于面临融资贵的小微企业是不利的。因此,要先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体系、多层次的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多层次的商业银行融资体系,先从供给端发力,来推进金融市场的主体多元化,在此基础上推动利率的市场化。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利率市场化才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严重的“融资贵”问题。

  我国金融体系最大问题是服务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草根经济的草根金融、社区金融是最大的“短板”。金融改革的重心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军此类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社区银行。政府需要在法律地位、市场准入等方面营造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并加强对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的市场监管,建立和完善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的存款保险制度、退出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相关的配套制度,有效控制金融风险。

来源:人民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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