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作者:江春泽  时间:2013-03-03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围

  1989年夏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原有的规划、指导与协调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职能处于停顿状态。以前需要体改委派员参加的各部委会议此时不向体改委发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应向体改委报送的材料都不报送了。体改委内部各司局都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当时,邓小平已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是,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又一阵。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改革措施遭到“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经济体制要不要改、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改?人们彷徨无主。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已经取得进展的一些市场取向改革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急关头。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曲折地围绕着计划经济要不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什么范围和在多大程度上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板块式结合还是有机地结合)等等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强调“改革岂能不问姓社姓资”。有的人把改革看作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总是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死了再放”的循环怪圈。伴随着争论的,往往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检讨,反反复复。根本谈不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更谈不上系统地进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的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共产党员顾准提出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调节生产活动的设想,不仅不被采纳,连自由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无情的批判中被划为“极右分子”。该所所长、老共产党员孙冶方在上世纪60年代又因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把利润指标作为改进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而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并蹲了多年监狱。

  1978年以后,从中央决策层邓小平等领导人到经济理论界薛暮桥、刘明夫、卓炯等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陆续不断地打破僵化的观念,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重新认识。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薛暮桥为主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还在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髙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在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印发的材料上,按照对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赞成计划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三类是赞成商品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四类则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被列为第四类。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2月,国家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高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统一,这个《总体规划》对改革目标的总体认识比上述的《初步意见》有所退步,但它毕竟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归纳了十一个方面改革的轮廓,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1982年3月,为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国家体改委第一届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1982年3月?1987年4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同意,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党的十三大决议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

  国家体改委第二、三届主任先后是李铁映(1987年4月~1988年4月)、李鹏(1988年4月~1990年8月)。1990年8月,中央决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宝钢建设总指挥,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的陈锦华到国家体改委任主任兼党组书记。据陈锦华后来在一些场合说,他受命这个职务时感到“如履薄冰”,觉得改革当时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他利用中央决定而全国人大尚未正式任命这段时间,详细阅读了体改委七八个司局编写的各部门改革方案,觉得各部门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联系到当时主流媒体充斥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计划经济之争是“路线斗争”等舆论,他开始领悟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他决定首先抓住“计划与市场”这个纲。但是,“市场经济”在当时是政治上的敏感词汇,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1990年,大约是9月中下旬,体改委秘书长洪虎通知我:“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我已请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同志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多年研究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经济,80年代又去美国和欧洲进行访问研究和实地考察,1988年6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担任副司长,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无论从我的专业基础,或是从我担负的现任职务来看,对于委领导交办的这项任务,我是责无旁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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