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中苏改革都始于嘴 中国解决吃苏联只会说

作者:江春泽  时间:2014-06-15

  苏联的失败也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东欧经济学家他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解决吃饭问题,苏联解决说话问题。

  《财经读书会》暨江春泽新著《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首发式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读书会以“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主题展开研讨,我们邀请了作者江春泽女士,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等,还有《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宾鸿、《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以及各大媒体齐聚读书会,就热点经济问题展开对话。

  江春泽谈到,该书对社会主义配置思想的总体反思。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支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者是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指挥,瞎计划,乱指挥,按照人的主观一直来资源误配置。她称苏联的失败也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东欧经济学家他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解决吃饭问题,苏联解决说话问题。”

  “在她看来,(苏联解体之前)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说话了但是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成持续吗。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讲话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填不饱肚子,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1999年普京在俄罗斯讲话里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的时候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的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以下为江春泽女士演讲全文:

  江春泽:谢谢,刚才主持的是,曾经是央视《东方之子》栏目的主持人,邵宾鸿女士,自身美女,她曾经是在南斯拉夫的第二把手艾达华卡的夫人非常喜欢他。现在是世界经济政治所《国际经济评论》的执行主编。

  各位嘉宾大家早晨好,衷心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谢谢你们的光临和支持,我也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阅稿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支持,我也感谢网易财经精心组织了这次读书研讨活动,邀请了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来共同研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命题。这与我写这本书《猜想与求证》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配置思想的总体反思,选择从猜想、协助这个是同类研究里独特的角度。我从数学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得到了启示1992年我曾经给《人民日报》内刊写过一篇题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

  我当时只是感觉在经济学领域里解决经济与市场问题,它的难度犹如在数学里求证歌德八项…才能自然科学界把一个没有证明的理论假设,凡是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假设都叫做猜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20世纪国际知名的意大利知名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假设,命名为(派德)猜想。首先派德合是1902年公开出版的著作,在那个书里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假设的。

  他就说假设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由它来实行经济计划,并且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自己认为这个假设使会得到证明的。其次派德合假设在西方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正反两个方面,激烈的持续的辩论,辩论双方都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领军人物。正反有巴卧伦,这场大论战流传到苏欧国家,受到了主流学派的不间断的批判。

  第三,这个著名的假设难道不需要有一个求证的结果吗。需要我就以《猜想与求证》为题,想写一本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求证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公开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经济,我认为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派的喝采向得到了反证。我以为这个命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已经取得了共识,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但是直到前几天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片经济学家的文章,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和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等。尽管我个人对这位老经济学家是非常尊重的,但他的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所以我认为这个命题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

  下面就结合《猜想与求证》的内容,我谈一些看法向大家请教。第一点计划和市场究竟哪个是第一性的,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支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表述是重新阐明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物质是第一性。

  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市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没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者是不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指挥,瞎计划,乱指挥,按照人的主观一直来资源误配置。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与60年代的(安回代价)换来的。1990年召开一个东欧国家世界市场研讨会,请来的大多数是长期住苏联、东欧国家的一线的记者,外交官,以及长期做有关这些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列举了大量的亲历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极度不发育,市场供求和竞争的规律无从表现。苏联有一种面包是13个比一公斤,是列宁时期定的价面包上打着钢印,几十年如一日。

  荷兰的一个印度人,阿姆斯丹大学的教授对我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了好几年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远没有苏联那么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中国合格的计划普及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也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都没法和苏联相比。

  可是苏联这么细致的计划工作,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导向和决定作用下,经济效果怎么样呢,日用消费者长期短缺。生产组织的增长从60年代起就增长,1991年一月不如一月。据当时的记者报告,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明确每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了整个社会濒临爆炸性的边缘。

  总理讲话,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文化,而是真正威胁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决定性作用,实行了60年精细计划工作的苏联前提前的形势。

  有一位中央领导人问过说苏联的见地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想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苏联从1959年赫鲁晓夫时的改革动因都是从直观上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结为抉择权利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赫鲁晓夫,是把部门行政分权改为地区性行政分权,结果是增加了混乱。柏林洛夫时期长达18年的改革也是在不触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但是工农业总产值80%到90%的都是国家下发指令性计划,83%的企业利润是由国家直接或者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那只是徒具形式的一句空话。在理论上他们对市场经济是开展不断的批判。

  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对市场经济依然讳莫如深。他强调人是计划配置资源的主要的基础的方式,1985年我在美国参加了戈尔巴乔夫执政一年的苏联经济研讨会。东欧经济学家他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解决吃饭问题,苏联解决说话问题。在我看来,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说话了但是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成持续吗。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讲话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填不饱肚子,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9年普京在俄罗斯讲话里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的时候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的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第二,苏联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这是我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薛定都是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个教条使我们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市场经济恐惧正和对计划经济顶礼膜拜的根源。阻碍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才使得所有社会主义从50年代起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始终在行政性分权的怪圈里转悠,自然也就没有源于竞争、创新的经济效益。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已经逐步的突破了很多传统观念的束缚。90年代初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社会主义这个框框仍然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意识形态里信资信社不断干扰着改革的进展,我个人也有思想解放的过程,可以看《猜想与求证》书的后记。1990年当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考虑怎么样有说服力的消除市场经济的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政治性的争论把它软化,把它还原为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争论。那个材料上报以后通了天,得到了肯定,发挥了积极的效果。这本书是那个材料的深化和扩展,可以说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经济恐惧症。同时所展现的事实也能雄辩的消除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解。第一片是讲马克思的一些预言,这些预言是跟当时的生产力有关,这个问题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作为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认真地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我在那个书里在后记里也都涉及到一些。

  第二篇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过去我们误解了一些列宁的著作,也不太理解。现在再仔细看苏联70年代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的解密的档案资料看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其实他是对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思考,不断的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到后来他自己说终于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商业是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等等。他最后是以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并且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列宁逝世之前已经认可的认识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给予一定的自主权,要求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尽可能的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所以可以说他是第一次在世界领域造就了一个重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沿着列宁这样的思想路线走下去,苏联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可惜由于列宁的早逝他的探索成果被斯大林完全抛弃了。第三天逝世以后党内发表了关于执行还是终止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如果当时是波哈林的善后,新经济政策继续进行就有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波哈林看了解密档案之后也有了新的意识。我们党内老一辈的革命家理论家是从这些著作里了解他们的,对他后来的主张并不了解。实际上我现在的看法是波哈林是共产党领导人里关于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列宁曾经称赞波哈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新经济政策有很好的悟性,他非常清楚地给名了中国市场道路,通过工农业同时繁荣来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反对派们曾经给他加过一顶帽子,许多政治帽子,有一顶帽子就是波哈林是150%的新经济政策分子。斯大林曾经依仗波哈林的理论打破了破落斯基的反对派……斯大林曾经说,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条件就是执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场斗争中,斯大林却重新实行了破落斯基的观点,压制了波哈林的意见,没有把他的意见交给党内讨论,把他清除出党,最后甚至把他枪毙了。现在再看看波哈林的论述,他讲的是何其正确,如果那时候党内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允许波哈林的意见在局部地区进行实验,经过实践检验再统一思想作出决策,苏联的命运也许会完全被改写了。斯大林处决了波哈林以后,大权独揽,把新经济政策定调为暂时的退却,条件具备时再进攻,随后在1929年强力推行中央经济体制的模块,从此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就成了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效仿的样板。

  第四篇是反思中国走过的道路,毛泽东正确的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到长期以左的指导思想变革生产关系。我在述评里简单总结几点主要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到破解计划与市场的世纪难题,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书中我着重记录的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传统观念,突破的瞬间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好不容易突破了一点,还有反复,还有新的出现。比如十二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是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反反复复做了多少工作,走出这一步已经是非常的艰难。可是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市场经济,等何况人们对这一提法可以各取所需,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强调商品经济,以至于后来还是争论不断。总根源还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有误区有盲区。1992年邓小平公开明确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才确定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模式。从那以后,我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增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直到现在仍然有人现在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死死捆绑在一起,仍然把市场关在计划的笼子里。其实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点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它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所以最后一点我讲讲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完整认识和深入研究。

  关于市场经济的效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早有深入的描述。他说资产阶级在他统治不到一百年间创造了生产力,比过去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也熟悉它的结论,那就是一级是财富的积累,一级贫困的积累。频繁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箫条情人是令人盲目悚然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恐惧主要来源于此。正是这场大危机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我在本书的后记里提到了,1929年到193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人口由1000万增加到4500万,美国失业人口由150万增加到1300万。大萧条的时间跨度是5个年度,大萧条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崩溃,美国银行全面瘫痪,在危机史上是第一次。由此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中,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这种理念受到挑战。当时英国保守党的丘吉尔政府仍然坚持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而美国共和党的红河政府就是无所作为在大危机面前,被称为袖手旁观的政府。这个时候纽约州的洲长罗斯福发表演出,许诺实行救济改革新政来挽救国家他说大家需要大胆的实验,他在就职演说里说大可不必害怕,坦诚面对我们国家所处的情况。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它充满信心,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建立起国家管饭参与的新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转型的时代,转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就是加入政府的有型之手,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或者称调解,它不是说调控,我们说调控control,其实协调和调节,不是控制。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下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的边界怎么合适,这是西方经济学领域里也是一个永恒争论的主题。随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了,我们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经济。它要与行为主体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行为主题的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要以金融监管为保证,要有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为安全法。要有合理的税制既鼓励劳动和创新,又防止财富过度集中,要倡导公益基金会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关注社会对若是群体的关怀,引导社会财富的良性循环等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也是逐渐修补,逐渐完备的。毕竟这个转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积累了经验,我们要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结合中国的观念来研究,进一步突破一些观念。深化改革,逐步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化建设尽快的完善起来。

  上面我讲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和书的大体内容,以及刚刚读到了那位老经济学家的文章之后的感想。一句话改革正未有期,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没有听戏,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搞清楚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劈风占浪,扬帆前进,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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