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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财税配套改革(中)——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财税大讲堂”上的讲座内容(2019.5.30)

作者:贾康  时间:2019-07-04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当然首先是解决政府履行好自己职能的问题,回到我前面强调的“治理”概念当中,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不能简单按过去的管制经验,一定要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现代“善治”的体系发展起来。

  再往下,要看看十八届四中全会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最概括的说法,四中全会的主题与全局性指导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法治是“水治”,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在现代化取向之下,要解决的是政治文明制度建设问题。全面依法治国一定是要以民主化为基础、和民主化结合的。这样的四中全会的指导精神,实际上是把三中全会以经济改革为重点所做的全面部署,进一步扩展到近年在文件里并不直接强调、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1986年就专门强调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不远。温家宝总理卸任之前,大声疾呼一定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们的最高决策层面领导人,一向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明确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依宪行政,依宪执政等等,是毫不含糊的最高决策层对社会的宣示和承诺。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么多的管理部门,哪个管理部门的领导说过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直接涉及到的改革任务?这些年一个都没有。我说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到了具体管理部门这个层面,发改委也好,财政部也好,其他的教育部、科技部等等,只要在自己这个管理部门定位上讲政治体制改革,你就不能像领导人在最高层面那样说一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完了,你必须讲在你的管辖的范围里,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推进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那马上就碰到一个障碍:政治体制改革在80年代邓小平要求之下曾经由赵紫阳同志牵了头,搞过方案设计,1989年以后,整个这一批人全都脱开了,没有一个延续下来的成果。然后我知道90年代小平南巡以后,曾经有专门的课题研究任务,下达给中央党校的人,他们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方案,命运都是出来以后上交,锁在抽屉里,再也无人问津。现在这些年,大家的实际感受是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似乎是没有人再敢提怎么正面设计了,它就是这样一个很纠结的事儿。但可以理解到了四中全会全面要求依法治国、必然是要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必须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十九大所说的“政治建设”)这方面要解决的任务。这个逻辑是不可否定的。所以,我前面说到的文明的主潮流里,一定不能在高科技化后,不加上政治文明这个视角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结合。

  到了五中全会,中央大政方针层面特别给出的是什么呢?是条理化的一套现代发展理念。现代化取向上,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在人民群众要得实惠而且实惠要可持续的共享发展。人本主义立场上所有的追求,都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当然,这个概念下也有很复杂的问题: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等等,怎么样权衡好,处理好?但是在表述上来讲,就是共享发展。这样一套现代发展理念,是在哲理层面上把中国十八大以后所说的五位一体,后来强调的四个全面等等,又落在我们具体工作要有一个理念指导这样一个结合形式上。有了这套现代发展理念的哲理上的匹配,似乎整个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一些要素,差不多齐全了,但还得说到六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这是解决的什么问题?排比下来,是就要解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怎样实现“现代吏治建设”这个问题。我们宣传上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历史决定的,这是宣传用语。其实中央已有重要的文件正式说清了,共产党这个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说得更直白一点,按我的说法,那就既不是自然赐予先天就有的,也不是高枕无忧永葆无虞的。如果没有一个全面从严治党来规范执政党这些公权在手的执政官员的话,它的合法性就会出问题。这个合法性不是讲的有白纸黑字规定合法,不是“刀制”,讲的是“水治”里学术界必然要讨论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点到为止必须说,这一套逻辑链接,是中央大政方针在十九大之前就已形成的。

  再往下要说,按照这样的认识,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方面的大局形态。改革现在到了深水区,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有,但矛盾凸显期的压力来了,祁斌把它表述为“两只老虎赛跑”,一只老虎叫“改革”,另一只老虎叫“社会问题”。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彼此也看不太清楚对方,但都在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点,将决定中国社会的命运。我是很认同他这个比喻的,当时这个比喻适应什么呢?就是适应一开始洪范主任说到的当今年轻人愿意看微博,后来微信跟着来了,那上面的语言必须吸引眼球。祁斌作为“海归“,是很有自己见解的人士,他利用大家都有印象的“两只老虎”的儿歌,直接吸引眼球以后,说出他这个很严肃、很重大的命题。到海南中改院迟院长那里,他们写的报告题目叫做“以改革跑赢危机的30条建议”,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后推进全面改革,处理得好,才可以使我们有后劲儿去跨越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学术界也有激烈的争议,我的态度非常鲜明:要在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层面把握相关的“真问题”,而且这是中国的顶级真问题。前几年在关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方面,我和苏京春博士应中信出版集团要求合写的那本书,很意外地评为2016年度全国的“中国好书”。那个评选是中宣部领导下的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一起办的,整个入选的30本书里,经济类的只有两本,而另外一本是经济史,只此一本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入选经济书籍。应该说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些带点儿锋芒的话(我估计现在可能就发不出来了),能被评为年度的中国好书,说明当时在我们主导宣传的工作领域里还是有领导人很愿意碰一碰这种硬问题、大问题。现在要靠改革使我们有后劲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转型陷阱等等,这里面中央的考虑就是要有一个一个的配套改革方案(“最小一揽子”式的——这是楼继伟同志过去愿意用的一个话)。

  全面改革里,某一个领域里,即从全局来说和从某一个领域来说,都有一个“最小一揽子”的方案设计问题。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最小一揽子财税配套改革方案,那是第一项。实际上,这是把财政再次合乎逻辑地摆到了整体改革有了通盘部署以后它作为先行军、突破口的这个位置上。在财税改革配套方案政治局审批通过之后,后面跟着的是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方案,大的、小的可以列举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车改革多少年没敢碰,朱镕基同志那么有魄力的人,在任上曾经下过文件,但后来又不得不停下来,当年没能迈出步伐),后来大家关注的司法改革、企业改革、电力部门改革、价格改革,投资改革、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政治局一个一个地审议通过了方案的。今天说到这个与现代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服务于全局现代化诉求的财税改革方案,当时非常明确地确立了三大方面的任务:

  排在第一大方面的是预算管理改革,一开始切入,就强调进一步提高透明度,而且是在十八大就提出全口径预算这个框架之下,在完整性保证之下,提高透明度。具体做法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的部门预算,也就是综合预算,要挂在网上,接受社会成员对这些预算内容的评头论足。中央级只有外交和国防两个有国际惯例可援引的保密部门,对他们的信息做特殊处理,不上网,其他都要挂出来。后来在实际生活中还要求,要把上网内容细化,类、款、项、目,在中央级已经明确要求一直公布到项一级。这些内容的披露,在逻辑上讲,如果老百姓真的能看懂的话(现在很多人说看不懂,也就算了,但很多在这方面有诉求的人还在仔细琢磨这些预算内容。比如最早是一位深圳海归吴君亮,现在网上还有他那个君亮网站),便可收集方方面面的政府预算信息在里面做分析,这样从民间的视角上有知情权以后,进一步运用可以发挥的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对这个事情以小见大,整个社会中如果老百姓越来越多能看懂这些信息了,一定会引出的就是知情权有了以后,会有一些质询,让政府解释怎么回事儿,而且还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无论所提建议在行不在行,政府是必须听的,因为你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公共权力在手,要充分听取民意,不能要求老百姓多么专业——老百姓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至少得让人家首先表达出来。有了百姓的知情权以后,实际上政府的行为要特别注意,是受到民众监督的。这套东西发展到最后,有稳定成熟的制度安排了,将会是什么呢?就是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在谁手里?按照这个制度实际有可能发展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对社会承诺的,要让老百翻身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主人公。这个有宣传意义的话语到实际生活中要仔细较起真来,咱们必须承认,我国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那么财政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显然就是会形成全局性的贡献,这不是就财政论财政能说得清楚的:看起来预算管理改革一开始,一个切入点是透明度的问题,它所引出的是整个命题的宏大叙事特征,可一点都不夸张。

  美国之所以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有人追溯到其1880年到1920年约40年的进步时代,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美国GDP已高速增长,但是社会矛盾凸显,也是政府方面官吏行为不端,不给钱不办事儿,给了钱乱办事儿,苛捐杂税满天飞,对各种政府怎么拿钱的问题,老百姓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地参加讨论,那就涉及到最后依法的税收怎么建立的问题。解决“钱从哪里来、怎么来”的问题,跟着的必然是“用到哪里去、怎么用”的问题。所以,把预算的进步又带出来了。公众意愿的表达机制,得到了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媒体(主要是报纸)这些新闻记者的推波助澜。这些新闻记者在按照他们的新闻自由理念,一个劲儿地给政府挑刺儿,政府受到压力以后不得不回应。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进步里要有一些对应于突发的一些不良事件的处理,要做出回应,力求高水平处理。比如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有厂房里的火灾,当时震动全美的三角衬衫厂大火,烧死了一百多人,在美国那是天大的事儿。震动全美之后形成的解决办法,亡羊补牢,就是通过设立法律,规定所有的多层建筑物外面,必须外挂金属疏散梯,否则不许作为场地来使用。我在1988年到1989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那一年,我租住的那个地方是在小楼三层上,推开窗户就是这个疏散金属梯的端口。同学们回忆一下美国的一些电影里,在墙上外挂的疏散金属梯上有打斗的场景。你看“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的文献就会知道,来源就在于三角衬衫厂那场大火。有了这个刺激,靠法律形成规则,用公共资源支持重要的立法,配上必要的一些财税方面的约束,大家一起来使这些规则落实到位。所以,美国在那以后很少听说发生火灾烧死多少个人。现在回忆起来,“9·11”当然是非常大的灾难,当时整个可以容纳几万人办公的双子星座大楼里,已经有了两万多人,最后疏散的结果是经疏散通道,大部分人是逃出去了,最后不幸遇难的将近四千人。通道起了不可否认、十分重要的逃生作用。

  这些事情如果追溯起来跟中国做个对比,咱们也就发挥一下:很纠结很困惑,我跟有些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中国闹了多少场大火?前几天在马洪基金会他们的年度会上我也讲了这个事情,深圳那场大火咱们还记忆犹新,一个夜总会式的娱乐场所,死了多少人,动不动就一两百人。这种例子在中国屡次出现,怎么就没有引出一个美国人的那种非常明确的规定?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碰到了什么障碍?有的朋友所说的,一下就把我憋住了:他说如果按照美国那个办法,立法规定建筑物都有这种外挂的金属疏散梯,那么中国的建成区将成为盗贼横行的世界。现在中国老百姓习惯的,还是把自己关在自家的住宅里,外面有防盗门,有防盗窗。从外面看,是自己给做成的小监狱,把自己关在里面才算安全。实际生活中这个事情,我确实想想还苦无对策,这就是你得承认美国、中国国情不同。但是从人类文明总结共性规律来说,靠法治化、靠制度去防止以后屡屡出问题,那是大家必须承认的一个原则。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有了透明度而公众实现知情权以后,公众参与之中一定会带来的,是美国进步时代那样最后逼出越来越像模像样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公共意愿表达机制,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作用,“亡羊补牢”的各种纠错、风控制度。大家一起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使社会的运行防止和减少各种各样不幸事故出现的代价,使成本尽量低,发展效果尽可能好——无非就是这样一套规则。我们现在预算管理改革从首先强调的透明度和完整性切入,是非常符合学理分析的。它后面隐含的意义,是中国可以设想,哪怕没有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只要坚持从政府活动范围、方向要领、政策要点统统都有反映的预算的提高透明度切入,后面带出来的,就是可能发展出实际上在政治体制改革概念下需要完成的那些任务。这是财政服务于深化改革全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心里要有数的财政的制度建设作用。

  预算的透明度、完整性后面,跟着的还有技术上大家要了解的预算体系,四本预算支出,里面还有一个当时影响很大、触动部门既得利益的“重点支出以后一般不再挂钩”。预算体系要具体化到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基金预算,还有社会保障预算四个部分。预算内容里过去认为是重点的,必须以挂钩形式来特别吃偏饭保证的农业、科技、教育、精神文明、计划生育等等,在三中全会以后说原则上不再做挂钩处理。重点仍然是重点,但是都挂钩,实际上是违反理财规律的。财政部统计,当时整个支出盘子里的48%(差不多一半)已经固化。本来理财需要有统筹协调的弹性,这个弹性越来越小,越来越违背理财的规律了。有些当年强调的挂钩,是体现了那个时候各个方面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比如科技投入被特别看重——当时我也参加了反复讨论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全国动员了几万人,活跃地参加讨论的有几千人,反复讨论以后所形成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里,带有当时一个具体规定,是每年财政支持科技的支出,要超出一般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财政一般的稳步的收入里面,要以越来越高的比重去用于支持科技支出。那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你仔细想一下,如果真的能这样长此以往,会不会形成科技在整个支出盘子里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会越来越趋近于100%,把其他的支出项目逼得越来越小(趋近于无穷小)。这一条显然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是有其荒谬之处的,只是当时没有人提出我这种更具体的分析。到了明确不挂钩的时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科技支出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支持,这个原则继续存在,但显然不能说每年加码,不是一个简单的挂钩式处理能解决好的事情。

  对于冲破实际生活中间形成的所谓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也是个例子,各个部门都会努力发出声音,争取自己部门感觉最满意的结果。面对这样的强大力量,理财要服务的全局,里面怎么协调处理各个方面他们的诉求,对于财政系统工作人员来说,确实需要好好琢磨带有艺术性的处理要领。在实际工作中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一些老同志的说法,80年代年年赤字,各个部门都上财政部来要钱。过去李先念同志当了多年财政部部长,他军人出身,腰板硬,他说的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这个要求满足不了,对不起。到后来呢?王丙乾同志在吴波老部长让贤之后,80年代初当了部长,他就得放低身段,所有的人来了以后特别客气,端茶倒水,而且要自己坚持送到门外,特别客气而比较柔和地让人家知道你的要求我们满足不了,但多少意思意思给一点儿吧,对方方面面,寻求摩擦系数最小化。这就是后来王丙乾老部长居然在连年赤字的情况下,还一直做到国务院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相关的因素,得罪人越少越好。再往后有些部领导的说法演变为,我们现在只能说“要钱没有,要命也不给”,大家慢慢耐心磨合。这些事情到了地方上,有的财政局长说我们就是高级泥瓦匠,很多的事情过得去过不去,你得艺术性处理。这方面实际上处理的是永恒的收支之间的矛盾。终于走到这个坎上明确了:重点的继续承认你是重点,但不给挂钩。这是中央下的决心,财政部在这方面是促使中央在三中全会上下的决心,这也体现了预算管理的一项进步。

  还有跨年度的滚动预算,我早有体会:1988-89年我在美国做过一年访问学者,那时我是有意到联邦、州、还有地方各个层级上了解预算的具体情况。印象很鲜明,美国的联邦政府早早就是按照五年滚动预算的方式来做预算编制,每一份预算都是五年眼界,而且开始编制的时点都是提前在具体执行那个时间点(每年应该是10月1号开始,它的预算年度不是自然年度)之前的一年半,要开始做经济预测,作为讨论这五年滚动预算如何编制的基础。每一年的实际执行结果出来以后,剩下四年的内容,这时候往前滚一年,又是五年眼界,调整预测,调整预算内容,滚着来。我接触后就感觉这特别符合中国人“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理念,这是最好的形式。但中国人为什么过去想都不想这个招儿呢?中国人还没有这个预测能力。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我去了,听介绍说里面有四千多雇员,它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图书馆,但是管这些图书资料的人,几百人足矣。剩下的几千人干什么呢?都是各种类型的专家,支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专门委员会发挥作用,重中之重是,支持参众两院的预算专门委员会跟总统预算管理办公室,还有财政部磋商预算编制的内容。(美国财政部应该叫支出部,以国库的地位负责支出,有点像咱们的财政部国库司——国库司现在有集中收付中心,是参公单位,干的是政府的活儿,只不过编制卡死了,只好搞了一个支付中心以事业的名义干公务员该干的事儿)。美国的权力制衡之下,参众两院的专门委员会要借助国会图书馆的这么多政策分析专家、经济模型专家、软件编制专家、经济社会预测专家,各个专门领域里的各种类型的专家,在一起去讨论怎么优化预算(我的说法是“真刀真枪”,涉及各种实质和细节问题)。对这种跨年度滚动预算我看到以后,知道值得学习,但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决策层才终于下决心推动。推动中间各位也都知道,很快就不叫三年滚动预算了,叫做三年财政规划,还是滚着来的,但确实我们一开始没能力依靠预测编出一个像模像样的预算,如要硬编那也是拍脑袋。这是一个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以后我们这方面要越来越多形成预测的力量、专业化编制的力量,而且鼓励多方参与,提高编制水平。中央如此,地方也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其他还有完善转移支付,加强支出管理,规范地方债务,规范税收优惠等等,今天不展开说了。里面很多都是热点,比如转移支付,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是反复讨论的热点;地方债务问题,是现在仍然是成为热点的重大现实问题。

  政治局要求的第二大改革任务,是在税制领域。当时突出地列举了六大项。营改增终于在2016年5月1日起以立军令状的方式做到全覆盖,现在还要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消费税改革本来合乎逻辑地应该赶快推,比较遗憾的是现在管理部门一声不吭,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急迫的事情,在消费税方面却拖起来了。说它急迫,是因为营改增以后地方没有营业税了,地方政府手里连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大宗税源都没有,对消费税原来打的主意,是把其中可以推到销售环节征收的税款,都交给地方,补充地方税收的来源,至少还是比较有支撑力的一大块。我们知道燃油税是消费税的一个品类,汽车、烟酒,烟花爆竹,珠宝首饰,还有一次性木筷等十几个税目,这里面凡是考虑可交给地方的,不能在生产环节交,如果交在生产环节,那么地方政府行为马上扭曲到在辖区之内拼命办企业,无论盈利不盈利,财源跟着来了,一旦开工有流转税,马上就有收入,所以必须放在销售环节。这样顶多刺激地方政府在辖区范围内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改进市场服务。虽然也会拉大一些地方的差距,但不会带来严重的扭曲。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明确的的信息了,这也是个中国特色。客观的讲它已经带来了一个我们不得不讨论的体制上的问题:中国为市场经济配套搞的财政分税制,在共享税上原有增值税75/25分成,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都给中央,那样地方受不了,但更不能过多给地方,那样不光中央受不了,而且地方的行为会扭曲。最后压到地方只拿1/4了,仍然有汪洋同志当发改委主任时的一个抨击,说这种增值税里有一块切给地方的财政体制,成了万恶之源,指的就是哪怕地方只拿1/4的增值税,它也很有劲头在自己辖区内直接上阵办企业,造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中事与愿违,形成职能扭曲。现在大家知道,增值税这第一大税改成了中央地方对半分,说有2-3年的过渡期。把这个第一大税增值税按照对半分来处理,一旦地方政府普遍感觉能这样稳定下来,大家可想而知,地方政府的职能会怎么样扭曲。这个事情现在说起来,是个税制的改革问题,但它又联系到整个政府职能合理化转型等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另外,还有资源税,值得肯定的,是从量变从价,这样就使税收的调节机制可以跟着资源产品的稀缺性和在比价关系上这种稀缺的自然资源产品以后的价位走高(高于其他一般物品),而充分发挥作用——调节机制在从量状态上是不行的,跟着从价这个调节机制,可以水涨船高,在发展中更好地起作用。比较典型的像煤炭:设立煤炭资源税的时候每吨收2-3元,各个地方有差异,那个时候平均的市场价格一吨也就是30块钱左右,以后冲高到600块钱,20倍上去了,高的时候接近八九百元,几十倍上去了,还是每吨2-3块钱,那就无关痛痒,基本丧失了它的调节作用。后来终于走到了从量变从价,跟着价格,税收水涨船高。再有扩大覆盖面,现在还在推行从河北开始、以后扩大到十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税。

  剩下的还有三个税,一个是环境税,这是环境收费平移,于2018年环保部门和税收部门结合在一起,已经开始征收。再往后是两个啃硬骨头的任务:一个是个人所得税,一个是房地产税,都是直接税——其税负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它无法转嫁,在哪儿交的税,纳税人就直接是税负承担主体。这种直接税的性质在个人所得税上是最明显的。你个人交了,就直接是由个人承担了。2018年的这一轮个税改革可能各位都关心,终于迈出了“综合”的步伐,而且顺应社会诉求提高了起征点,还推出了针对性专项扣除,值得肯定。但很遗憾还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劳动的四项收入综合了,非劳动的收入一分钱都不碰,而最高边际税率还仍然维持着45%,这样一来,形成了对于劳动收入实际上的税收歧视,收得如此高,就违反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里特别看重的按劳分配。具体生活中间,这会促使要稳住高水平专家团队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他们的负担上升,如不给专家增加待遇的话,他们会“用脚投票”。一个直接表现,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出来以后,本来要乘势大干一场的广东、深圳那边,面临的却是一些外籍专家感受到今年开始年度综合征收,综合机制的个人所得税负担上升,要用脚投票跑到香港、跑到新加坡去了,于是催生出国务院下文,粤港澳大湾区那边地方政府对于这些专家型的企业就职人员的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什么意思?就是往回找对冲。实际的税负上去多少,地方政府以专项补助的方式把它冲掉,而这个专项补助是免个人所得税的,维持原来的实际收入水平不变,这样才能遏制“用脚投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对这个事情还有进一步举一反三加以观察的必要。粤港澳大湾区如此,其他的地区会不会有同样的压力?有些人说今年的个人所得税是“秋后算账”,确实如此,接近年底的时候,综合在一起,可能会有一大批人嗷嗷叫。我们需要再继续观察个人所得税到底怎么更合理地往前推进。我们在内部讨论中,也向财政部的领导提过建议,应密切跟踪,有必要的话赶快做一些调整,比如在综合的那些劳动收入的税基上再打折扣,让纳税人不至于那么难受。

  房地产税更是硬骨头了。可能各位也知道,我这些年的观点是一直坚持这一改革势在必行,也挨了不少骂。实际生活中,中央所说的加快立法,迟迟没有加快,这是很典型的要啃硬骨头的情况。说到房地产税,从有房的到无房的,从年纪大的到年轻的,很少有人表示赞赏,一般大家都天然地在这一直接税上表达了可以理解的“税收厌恶”——最好没这个税。但是我们研究者要出以公心。有人问我,说贾康你们家几套房?实话实说,我和直系亲属名下也是多套房。我在中央财经大学一位著名教授那个地方交流的时候,他打哈哈跟我说,贾康你应该主张从第7套房开始征收。我就问他助手,我说咱们这个大教授是不是6套房啊?他含笑点了点头。这种情况从自己的感受来说,当然是没有这个税最好。但你看看美国他怎么成为世界强国的?直接税为主——联邦政府是个人所得税,要占其收入快一半,然后是工薪税(实际上就是社会保障税)也是直接税。这两个税就占了联邦政府80%出头的收入,过日子就靠这两大税种,解决了中央层面的问题。到了local这个层面,主导的税种是非常清晰的,是他们称为财产税或不动产税的房地产税。早早在“进步时代”就确定这个框架了,好处是什么?初次分配环节甚至没有中国现在这么看重的所谓比较中性的增值税——美国不考虑增值税,在初次分配的环节鼓励大家抡圆了膀子创业创新,只是州这一级在流转税方面有销售税(在美国的市场上买东西,一般都跟着打出一个条子,标明,这个物品价是多少,价外税是多少,这是让所有的购买者都心知肚明是怎样一个税收情况),主要满足州这一级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头的联邦政府,底下的地方政府,这两级都靠直接税基本就把过日子的问题解决了。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构建现代税制,这方面不攻坚克难解决直接税制度问题,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当然在立法过程中“走向共和”要考虑什么?又不能简单照搬美国房地产税的那个普遍征收办法。那是管理成本最低的,你只要有房产(这很好认定),你就必须交税,每年都得交。你说我没有现金交不出来,税务局会说你把房子卖了来完税,然后你愿意怎么着我不管,你再买个小房子,你再租个房子,或者你现在真的是变成穷人了,政府给你特殊的保障待遇,都可以,但你要想不交你现有房产的这个财产税,没门,美国就这么简单。中国不行,我们立法过程中先要建制度框架,使社会可接受,就必须解决一个免税怎么做、“第一单位”怎么扣除的问题。是扣人均多少平米,还是扣第一套,还是扣前两套,这都有各自的利弊,讨论起来有很多话可说。最好不要再继续这样在网上大家宣泄情绪,只讲观点的这么争来争去,应该按中央的精神,进入立法过程之后,有供全社会讨论的初稿,有公开直播的电视、广播的听证会,各派主张的代表人物,不要光讲你主张的是什么,有什么思路和观点,一定要跟着说你是怎么论证你这个主张和观点的,你的论据在哪里。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走向进步必须要做的事情。

  税制改革六个方面的进度,总的说显然没有达到中央时间表的要求。现在已经接近2020年了,中央说的财税改革重点基本的事情2016年希望做出来,对不起,没有达到这个时间表要求,但是我们也别无选择,必须要继续努力来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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