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兼评《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时间:2012-02-19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地区

  说明

  国家

  人均GDP(美元)

  初次迈入

  中等收入行列

  忽高忽低徘徊,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拉美地区

  几乎整个拉美地区的国家都深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墨西哥

  1255美元(1974年)

  /

  /

  8144美元(2009年)

  巴西

  1144美元(1975年)

  /

  /

  8121美元(2009年)

  哥伦比亚

  1063美元(1979年)

  /

  /

  5126美元(2009年)

  阿根廷

  1145美元(1962年)

  8000多美元(20世纪末)

  2000多美元(2002年)

  7666美元(2009年)

  东南亚地区

  亚洲

  “四小虎”

  马来西亚

  1812美元(1980年)

  /

  /

  8209美元(2008年)

  菲律宾

  20世纪

  五六十年代

  3600美元(2000年)

  5000美元(2005年)

  3100美元(2009年)

  泰国及东南亚其他小国

  其特征与经济徘徊原因与上述国家类似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超过1000美元,成功突破“贫困陷阱”(我国在2003年才突破该陷阱),但是,经过四、五十年,几经反复,它们一直没有能够跨过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僵化。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40年代一般都采用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本国工业,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到1980年代,拉美国家固守自给自足、大而全的发展模式,令其比较优势丧失,且逐渐与世界经济脱轨,陷入了被动局面,错失经济全球化机遇。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了外债激增、经济大幅萎缩、资本外逃严重、失业率高等问题,经济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倒退。

  第三,贫富差距扩大。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1970年代基本都在0.44~0.66,巴西在1990年代仍处于0.64的高位,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造成政局不稳,影响经济增长。

  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经济政策强调政府对价格干预,市场化改革缓慢;二是亚洲金融危机使其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并且长时期无法恢复;三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影响国内经济稳定增长。

  菲律宾经济徘徊的主要原因:一是两极分化严重,农村过于贫穷,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二是人才匮乏,尤其缺乏高端、熟练劳动力。三是高度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外部环境,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失。

  笔者需要补充的资料如下:

  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经济徘徊停滞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1)产业发展高度依附发达国家;(2)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其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3)外债高筑,引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倒退;(4)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悬殊(进入21世纪,拉美的基尼系数平均0.522,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5)长期政局不稳,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影响;(6)缺少促成社会稳定的庞大中产阶级;(7)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一些国家,权力被金钱财富收买,整个社会被其控制操纵,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完全被破坏。

  总起来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在早期的经济“起飞阶段”,它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制度问题,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其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其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便会进入临界状态,若在这一阶段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就难以克服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宏观上就可能出现发展战略失误,其经济增长就会回落(俗称“撞墙”),并陷入经济徘徊和停滞的困境,若再受到外部冲击,其经济就会衰退。可见,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非常明显,在众多学者罗列出来的一大堆所谓主要原因中,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而贫富悬殊的背后,就是经济和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

  这些重大缺陷和问题的共同点是,这些体制竭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呈现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特点,有的甚至形成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操纵的局面,从而完全破坏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他们利用其垄断地位阻碍并破坏社会民主化和社会改革,维护既得利益,从而导致社会腐败问题严重,财富往少数上层和特权阶层集中,数量庞大的下层民众基本上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这些(或这类)经济政治体制不仅是贫富悬殊的制度原因,而且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其它一些问题(或《辨析》所说的主要原因)的制度原因,比如:

  1)“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是这类经济政治体制导致的主要问题。以我国为例,当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行业,垄断了绝大部分经济资源,介入了所有能够挣钱的行业,严重障碍和制约了民营经济、民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无法通过创业和创新去获取财富的时候,社会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是肯定的、必然的。

  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更多地表现为忽视农业、中小企业和微利行业,包括那些在我国倍受打击的小商小贩,街边地摊,尽管一个地摊就是一个家庭的“饭碗”也不能幸免。看看这类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这种情况就不难理解。

  3)“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包括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剥夺民众)、下层群体缺乏社会保障、中小企业税赋过重、过度追求畸形经济增长(为制度性寻租腐败创造条件)、等等,最终也都是由经济政治体制的性质来决定。

  4)“人力资本问题”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其经济政治体制并不维护中下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利益时,低收入人群、贫困人口几乎完全丧失了投资人力资本的能力,只能世世代代在土地上刨食,在微利行业甚至地摊经营中艰难求生。

  5)“技术创新问题”更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会制约微观经济的活力,而缺乏活力的微观经济肯定缺乏创新精神。当企业能够通过官商勾结、贿赂官员而获取高额利润时,很难想像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去争取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拉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得多。它们的困难是更高层次上的困难。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拉美国家,因此,我们还没有资格轻视拉美。近些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都在努力调整政策,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近几年,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接近或者超过8000美元,离1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当一国经济发展忽视了下层民众利益,导致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这个庞大群体事实上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而这个社会也因此而孕育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当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容忍这种状态时,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已经失去了稳定发展的条件,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几成“骑着自行车上月球”的闹剧。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标准[2],韩国在1970年代末已经成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当时,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6,到19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根据国际标准,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相对合理区间的基尼系数为0.30.4)这说明韩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基本克服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因而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基础上,韩国在完成经济“起飞”后,仅仅用了8年时间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韩国人均GDP1995年达到11779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负增长,1998年人均GDP急降到7724美元。韩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经济复苏,到2000年人均GDP又恢复到11347美元,并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人均GDP20591美元)

  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只有建立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促进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这一条路,而如果真的实现了经济政治体制转型,那么,不仅贫富悬殊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且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问题也迎刃而解。

  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着手,去解决贫富悬殊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而不是象《辨析》那样,把贫富悬殊放在“众多影响因素之一”的地位上,并轻飘飘地说,“要找好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结合点”。

  二、发展经济学论收入悬殊影响经济增长

  《辨析》作者在文中罗列了许多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容,名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梳理”,但是,他们梳理的理论几乎就没有证明他们的什么论点,相反,这些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收入分配关系失调会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经济增长,而这实际上也就论证了收入差距悬殊,会阻滞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在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战后形成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以发达国家原始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以单一的“效率优先”为原则,主张发展中国家先不急于缩小高度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通过收入分配的倾斜政策,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增加储蓄(富人的储蓄偏好强),而储蓄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资本,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当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做大以后,再通过所谓的“涓滴效应”一点一滴地惠及社会中下阶层,最终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然而,后来的情况显示,上述传统的“先促增长、再调分配”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凑效。因为他们的高收入阶层盲目追求攀比,不是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是追求奢侈性消费。人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40%以上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很少改善或根本没有改善,有的甚至有所下降。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提高了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的能力,但最终没有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反而使社会的贫富差别更为悬殊,原本就已非常紧张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情形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1970年代,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等提出了以增加就业、改进收入分配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后逐渐演化为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论和相应的发展战略。新理论认为,单纯的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它着眼于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是一个人们生活水准不断得到改善的渐进过程。因此,发展应该包括正义、公平、收入分配和服务等内容。应该重视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发展还应该重视生活质量,关心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使生活过得有意义。这一理论强调,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变革,都不足以构成发展的目的,而不过是为达到发展目标所采取的一个手段。发展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首先保证全体国民的基本需要。

  其实,在1960年代末,联合国在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中就明确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使个人福利不断进步,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随着经济增长而重新调整分配”的发展战略,并具体说明,除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指标外,还要把收入分配、就业、住房、教育、保健、营养、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发展等社会指标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

  2)事实上,1930年代,凯恩斯就已经颠覆了传统单一的由市场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只不过他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是针对发达国家。他认为,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而必须要有国家的主动参与,即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干预经济、干预分配去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从而达到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凯恩斯还为医治“有效需求不足”开出了药方,一是提高富人所得税,消灭食利者阶层,二是增加政府开支,救济失业者,实现充分就业。

  320世纪5060年代,卡尔多、罗宾逊和刘易斯等人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卡尔多和罗宾逊认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表现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但工资所占比重会不断下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关系失调,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要想摆脱这一困局,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必须调整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关系,保证收入分配的均衡发展,从而保障经济稳定增长。

  刘易斯在其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指出,要实现二元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才能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从而推动二元经济结构从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也就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的。

  《辨析》自以为是地认为,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隐含了如下命题,“即收入均等化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发展未达到特定阶段之前,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与经济增长这二者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实现。”

  《辨析》的观点有三个错误:(1)刘易斯的上述理论主要描述收入与增长渐次推进的关系,即适度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增长(低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即来源于此),经济增长引起收入差距过大并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目前即处于该阶段),这时需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再次形成适度收入差距推动经济增长的态势(中等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促进中等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并以此渐次推进,最终实现高水平的收入与增长均衡。

  2)《辨析》自造了一个“收入均等化”概念强加给刘易斯,更臆想了一个伪命题强加给刘易斯,并用虚假的“收入均等化努力”去偷换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从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转换”的出色论述。

  3)《辨析》的上述错误隐含了一个伪命题,即一些学者关于“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体制”的主张是“收入均等化努力”。这是对众多学者的诬蔑,同时也严重误导公众。将抑制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悬殊等同于“收入均等化努力”,在理论上是愚蠢的、有害的、恶劣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以迟福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主张,我国经济经过二、三十年快速增长,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积累了海量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收入差距悬殊,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对社会稳定和进一步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特殊阶段,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这包括制约权力、抑制腐败、抑制收入差距悬殊、大力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改善民众生活水平,让全体国民普享经济发展成果,借此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向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迈进。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条件

  2010年我国人均GDP4383美元[3],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30年以后,已经初显疲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正面临向下的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正在我国徘徊,风险初显,危险正在逼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天生就不是可以引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想体制,而且,这个体制的弊端与事实上的原始市场经济结合,已经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利益集团坐大,腐败泛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加速发展,经济和社会矛盾频发,其中,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加速是这个体制弊端最为突出的恶果。

  未来一段时间,如果不能通过体制变革和转型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那么,贫富悬殊随后就会成为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典型的特征。相反,如果贫富悬殊问题得到解决,那就意味着体制变革和转型得以实现,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中华民族真正走向富裕的梦想也可以成真。

  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唯有锐意改革,促进经济政治体制变革并转型,才能解除魔咒,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我们目前正面临困难和危险。这种困难和危险在于,曾经指引我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已经面临从疲软到走不下去的地步。学者孙立平对此的解释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改革停下来,并且想把现在那些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定型成一个体制(比如所谓“中国模式”)。“他们摸着一块好石头,不想上岸了。左派右派分别站岸两边拼命叫他上岸,但河里的人既拒绝普世价值,又拒绝走回头路。”[4]

  这种“半拉子”改革、中途停下来的想法虽然愚蠢,但是很现实。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停下来并弄成体制”的想法一厢情愿,过于天真。著名学者吴敬琏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传统),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甚至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过渡性体制。[5]

  “吴市场”是正确的,中国改革是停不来的,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道路。

  20115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报告,亚行在报告中称,韩国是通过培育中产阶层和知识经济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模范国家。[6]

  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而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中产阶层对社会贫富分化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对社会利益冲突也具有较强的缓冲功能,因而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首要的一条就是,该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能够克服“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忽视下层民众利益”的制度弊端,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1] 彭刚、苗永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中国改革论坛网/社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实践,2012213  

[2] 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1978年人均收入超过1100美元,制造业净产值占当年GDP20%以上。(高步德:《世界经济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月版,第265页。)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4] 孙立平:《中国转型陷阱》,《凤凰周刊》,2012年第4期。  

[5] 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评论》,2011年第1期,20111017  

[6] 记者张哲:《亚行称韩国是模范国家 韩官员用孟子名言吁亚洲合作》,环球/国际/国际新闻,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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