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勇:“先污染后治理”愿望落空

  时间:2014-02-28

  

    一年来,严重雾霾一再侵袭我国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严重时,雾霾笼罩面积超过140万平方公里[1],这占东南部国土面积的37%(在我国东南部生活着12.4亿人)。 

  对于2013年初的雾霾大爆发,笔者早在一年前就有预言。在笔者的《人口困局》“后记(二)”,笔者写到,“在‘人口高位运行’(指总人口10亿以上)条件下,我国的资源早已严重超载和透支,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已经临近触发大范围环境危机的边缘……”。这段话早在笔者完成“中国最大国情”(即我国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张关系)的研究后,于20125月以前就已经写好。 

  令笔者担心的是,后面的其它类型的“大范围环境危机”同样可能会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就象2013年初的雾霾大爆发一样。笔者的《人口困局——中国能否承受人口之重》一书充分论证了这种实现危险性。 

  本文仅就“先污染后治理”作一概述。 

  同时,也以此对笔者先前的一个论断作一说明,这个论断是:“先污染后治理”、“最严峻的污染时刻即将过去”,这些“想当然”的虚假判断严重误导公众和领导层” [2] 

   一、“先污染后治理”的愿望

  主要因为“人口高位运行”,且人们又急于发财致富,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走“严格治污”、“清洁生产”的道路。于是,人们一厢情愿地将环境问题“寄托”于“先污染后治理”。 

  人们论证说,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就会逐步好转。几乎所有环境指标,都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会开始好转。 

  也有人为“先污染后治理”愿望找到了理论根据,即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1955年在他的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3] 

  这就是著名的以“扩大(增长)→稳定→缩小(减少)”图形为特征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后来,一些学者将这一图形所构成的收入曲线描述为“收入差异倒U型曲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化水平倒U型曲线”和“环境质量倒U型曲线”。后者表现为环境污染随人均GDP提高而“增加→稳定→减少”的过程。 

  其实,“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只是一个建立在有限统计数据基础上的经验总结,这也就是将其称之为“假说”的原因。它还没有经过严格地理论论证,并没有完成由“假说”向“学说”的理论飞跃。 

  在其中,“环境质量倒U型曲线”更是如此,并且,它的限定条件也更为严格。 

   二、“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

  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人口限定条件是,人口总量小、人口密度低,并且环境污染还只限于局部。 

  以英国为例。 

  18世纪5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巨大财富、建立起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历史研究者为我们描述了英国的工业污染情形[4] 

  英国那时的工业能源主要是煤炭,而煤炭的广泛使用(推动蒸汽机)直接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因为浓烟滚滚,使得天空、建筑物等都变成了一片黝黑”。 

  所有工厂的污水都直接排入河中,导致河水污染,“河水黝黑、发臭,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臭气泡经常不断地往上冒,散布着恶臭,令人作呕”。企业在河流上设立很多水闸使河水变成了死水,“而这些死水塘发出来的臭气最容易生成瘟疫”。 

  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疾病流行。严重水污染带来了霍乱;大气污染引发呼吸道疾病流行;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成为当时英国的常见病,并且也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 

  工业革命100年后,迫于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的现实,英国开始着手环境治理。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环保法《河道法令》。此后100年,英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环境立法并持之以恒地实施治理,终于使工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 

  不过,因为能源替代升级(由石油、天然气替代煤炭)并没有完成,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伦敦的空气污染依然很严重。 

  195212月初,因连续数日寂静无风,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笼罩伦敦并形成毒雾。首先是参加展览会的350头牛对毒雾产生了反应,1头当场死亡,14头奄奄一息,52头严重中毒。随后,众多伦敦市民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病人明显增多,进而死亡率陡增。据史料记载,125~84天里,伦敦死亡人数达4000人。此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1952年的伦敦毒雾事件,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洁净空气法案的通过。(维基百科/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 

  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伦敦市内改用煤气和电力,并把燃煤火电站迁往城外,城市的空气污染才真正降低下来。此后,毒雾远离伦敦。 

  至此,在世界范围内,英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 

  历史资料显示,英国成功实现“先污染后治理”的首要条件(历史条件)是,英国人口少,人口密度低,且人口主要集中于工业区和大小城市[5]。在这个条件下,英国当时工业和城市污染虽然严重但却仅限于局部,即污染仅仅发生在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此之外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广大乡村并没有出现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江河水系并没有被污染。 

  历史数据显示,1750年,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时,其人口密度仅仅43.2/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只有微不足道的4.51851年,英国环境污染最严重且被迫开始治理时,其人口密度也只有112.7/平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仅为30.91953年,伦敦毒雾事件时期,其人口密度也不过209.3/方公里,人口压力指数也只有106.4[6] 

  与国土面积相当、工业化进程相近的中国淮河流域2010年数据相比,英国1953年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压力指数仅仅是中国淮河流域的30.1%8.2%。(见图10-2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先污染后治理”的另一类典型是日本,这是有较强的经济技术支持的治污模式,并且有较好的制度和社会条件。对于后者,民众尤其是污染受害者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19561973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日本充分运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经济重心向重化工业倾斜,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转移,“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位居世界第二位”[7]  

  当时,沉浸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很少有人意识到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或者说,急于发展经济的日本政府暂时无暇顾及环境问题,一方面对环境污染的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又笃信经济发展能够最终解决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一切问题。 

  这一时期,日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造成了工业区和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污染地区主要集中于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全国70%的人口也都集中于这个地区[8]。其环境污染包括典型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强烈震动、刺激性气味(恶臭)以及地面下陷等“七大公害”,也包括曾经震惊世界的“水俣病”(有机汞中毒)和“骨痛病”(镉中毒)等群体性污染中毒事件。  

  日本的环境污染曾经超过了许多国家。据日本官方数据,“日本人口至少有13%患有与公害有关的疾病,在大城市则高达16.7%”。严重污染给广大民众带来难以解脱的苦难,许多人终身残废,很多人在身心饱受折磨后痛苦地死去。[9] 

  日本的环境治理及其过程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环境治理由民间推动,自下而上展开。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民间反对环境公害的运动空前高涨,开始是以受害居民请愿和患者诉诸法律为主要形式,后来一些反公害民间团体开始进行独立的救济活动,最后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对公害运动”。 

  通过民间反公害团体的维权活动,尤其是被害居民和患者的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终于在1967年以后相继通过并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律,从而有效遏制住了环境污染的势头。  

  日本人自己总结说,“通过市民运动,企业的责任得以明确。市民运动成为地方自治体、国家、企业努力防治公害的最大推动力”[10] 

  第二,环境治理高标准、严实施。  

  在这种形势下,企业超标排放所需要付出的赔偿代价远高于企业采取技术措施达标排放所需要的成本(如前述水俣病案例,水俣市化工厂支付的健康和渔业损害赔偿费总计125.7亿日元,而污染防治费用仅1.23亿日元,赔偿费用是防治成本的102),这迫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积极引进或自主开发治污技术,向绿色节能的环保型生产转型。[11] 

  第三,政府、企业和市民共同努力。 

  民间反公害、反开发运动,迫使企业不得不承认废水废气污染环境,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轻视环境保护的管理责任。随后,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环保法律明确企业责任,并通过工业重新布局有效控制污染[12]  

  第四,巨额资金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1968年日本在全球范围创造的国民财富(GNP)位居世界第二位;1988年,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2002[13]。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日本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据研究,日本环保资金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以及以消除环境公害为目的地方公共团体。  

  日本环保投入最具特色的是,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环境事业团”的政府组织机构(简称JEC1992年以前称为“污染控制服务公司”),向企业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具体做法是,由企业或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由JEC为其建设必要的环保设施,然后以优惠条件转让给申请者(顾客)。“建立成本的5%由顾客支付,而剩余的95%JEC通过政府(软)贷款支付”。  

  此外,有资料显示,一些民间环保公共团体也向企业提供环保资金援助。例如,19701977年,日本地方公共团体有关公害的经费支出大大超过了同期国家环保预算。[14] 

  日本人提供的资料显示,19651975年,日本累计的环保投资高达5.3万亿日元,并在1975年达到高峰。[15] 

  第五,生活型、面源污染治理是治污成败的关键。 

  通过上述努力,以及产业结构“由重厚长大产业向轻薄短小、技术集约型产业和服务业转化”、能源结构由煤炭消耗为主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能源,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效遏制住了以点源污染为主的产业型环境污染,但是,在总体上,环境污染并没有根本改善。 

  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性面源污染[16]并没有得到治理,人们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并将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人们也肆意丢弃生活垃圾,这导致环境污染的相关指标(生化需氧量BOD和化学需氧量COD)进一步恶化,赤潮大量发生。同时,汽车的普及也导致汽车尾气污染日趋严重。[1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总结日本经验说,治理水污染尤其是湖泊污染,“不仅仅是要控制点源(污染),非点源的控制将是水污染治理成败的关键”。 

  针对上述情况,日本在环境污染治理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点治理包括生活污染在内的面源污染,并研发了适用于河流、湖泊的系列污水净化技术,包括水路型净化技术、深池型净化技术、浅池型净化技术、UF膜技术、土壤净化技术等,取得了较好的治污效果。[18](这些污水净化设施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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