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应为:从科技、教育、文化上“强健”起来

作者:柳昌清  时间:2014-10-20

  受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决定,中国现代化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政治上“站立”起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经济上“富裕”起来;第三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从科技教育文化上“强健”起来。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的变换,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全面完成。这不是说,在第一阶段只搞政治不搞经济和科技教育文化,而是说,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都紧紧围绕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站立”起来);也不是说,在第二阶段只搞经济而不顾其他,而是说,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都紧紧围绕着经济上“富裕”起来;更不是说,在第三阶段,只让科技、教育、文化“强健”起来,而是要通过科技、教育、文化的现代化提升,引领经济改革得以完成、政治得以进步,使企业竞争力增强,政府为民性增强,法治公正性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教育出才新人的功能增强,文化寓教于乐的吸引力增强,理论的国际播撒性增强,国防的硬实力增强,腐败行为降到最低,社会正气升到最高,收入差距达到最小,等等,从而进一步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复兴中华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使整个社会都“强健”起来。

  在第一个目标实现的时候,会给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扭曲,所以要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从经济上“富裕”起来;在第二个目标实现的时候,也会对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一些障碍和扭曲,所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从科技、教育、文化上“强健”起来。

  为什么中国现代化要经历这样曲折、艰难、带有盲目性摸索而代价巨大的过程?这来源于中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社会结构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动态地进行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反结构”,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比较强。所以,生产力要发展,就必须突破生产关系的强力制约;经济基础要发展,就必须突破上层建筑的强力制约。生产力(包括科技、教育“第一”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要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才能实现。在文化传统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的偏向。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中国从古至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认识论都是“实践论”,不是注重研究怎样使认识更真实、更清晰、更系统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注重论证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这导致形成了实用主义甚至是“时用主义”, 对自己的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是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论证。这样在每一次目标转换中,都需要强调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都无法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只有到第三阶段,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实现。从思维方式方面来说,“抓主要矛盾”成为主导性的思维方式,这在革命时期是符合实际的,但形成了惯性,到了和平年代,仍然坚持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阻碍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的正常发展。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受到高度关注,不仅经济组织和经济部门,政治组织和政府部门也参与其中,成为主导力量,但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在政治的管控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又受到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过快、腐败愈演愈烈,等等,其深层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滞后或作用无法发挥。只是这种原因在不求真的习惯思维中看不到而已,就像地下管网建设的落后在只注重能看得见的政绩的表象思维中看不到一样。

  从科技方面来说,它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而且包括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及各种管理经营知识,还包括思维科学及其应用知识。在这些科学技术知识中,只有自然科学技术可以全球通用;社会科学及管理经营知识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思维科学知识的应用由于涉及到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有差异,所以也不能照搬。现代世界只有西方有系统的科学技术学科知识,但我们不能照搬其哲学社会科学及经营管理知识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能依赖西方的思维科学及其应用知识来提升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与西方从古代起,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现代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起符合自己社会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建立起针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思维科学及其应用知识,才能引领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如果只是照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具体做法,有时候就会南辕北辙,或者南橘北枳。如果不靠科学指导,而靠领导意志、靠实践试错(错了换个方向再试),那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存在着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问题,例如,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现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说。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部分讲市场经济,但是是从批判的角度讲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些要搞的事情,例如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正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部分讲计划经济,但现在我们已经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什么要这样搞?怎样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公有制经济?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提出一套新的经济学说,既能够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又能够讲清楚怎样在市场经济中搞好公有制经济,才能建立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创新滞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这样就产生了理论指导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改革出现了许多漏洞和偏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不仅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而且还直接掌握有比西方国家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与此相对应,国家应当承担比西方国家更多的社会职能。从历史上看,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政府从古代起就一直掌握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同时承担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职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几乎掌握了所有的经济资源,承担了所有的社会经济职能。尽管计划体制使经济缺乏活力,但由于权力和义务、资源和责任是对称的,所以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并不严重。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掌握的一部分资源和权力还给了社会,还给了市场,经济活力大大增强。经济学界及其他理论界把注意力集中到怎样使更多的资源按市场机制配置,但是却忽视了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近二三十年来,腐败问题之所以得不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家在逐步放弃了对广大人民就业、住房、职业教育、医疗保障的直接责任后,却仍然掌握着土地、矿产、资金等资源和审批权力。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按中国的社会结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又按西方的社会结构(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要求)承担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方面来说,就出现了资源剩余和权力剩余。这些剩余的资源和权力,成了腐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成了腐败分子与寻租商人官商勾结谋取暴利或黑色收入的对象。从普通民众来说,在无形中损失了应有的权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加快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过快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广大民众无法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地增加收入和消费,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有钱但消费已经趋于饱和,这样就导致消费(相对于生产)严重不足,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但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核心问题是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这个转变不能完成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应试知识教育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的体制和机制。这样的教育体制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仅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教育不以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不仅培养不出一流的科技专家,而且培养不出一流的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更为广泛地是培养不出合格的公民。

  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普遍性现在已经明确地展现出来了。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会发现,腐败大量产生的原因,不仅有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经济制度的漏洞,还有文化传统的根源。就文化传统方面来说,中国传统“礼”文化的负面效应(“关系学”),使许多人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思维方式:遇事不寻求正当途径解决,期望超越法律制度规范,希望通过请客、送礼、行贿而得到最大收益的“优待”或个别解决。这种文化传统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仅权力腐败难以制止,而且法治秩序难以建立,社会公正难以实现。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道德,可以说是以德治国的国度。但是到了现在,道德沦丧到危害社会安全的地步: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坑蒙拐骗花样不断翻新,资源浪费不顾后代,环境污染不管他人,食品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靠国家资源致富的人不知报恩国家却将钱财转移到国外……,这些情况都说明,文明古国的道德文化,需要适应时代提升了!既不能丢掉道德的优势,也不能仍然想靠传统的道德规范来维系现代的社会。

  中国现在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社会不稳,而是社会不健康。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不断生长着的社会腐败,从权力腐败、金钱腐败蔓延到整个社会,就像病菌、病毒在人体里不断繁殖或复制,超过了人体的抵抗力。如果说,反腐败是割除”病灶”的手术的话,那么,科技、教育、文化的改革,则肩负着给社会肌体“用药”和调节,使其恢复健康的任务。现在的社会,为公、奉献、担当、正直、诚信、善良等正面价值观渐隐渐无,谋私、升官、发财、享乐、巧取、豪夺等负面价值观则渐现渐彰,官方宣教愈来愈成应付,甚至产生逆反效果。人民对政府逐渐失去信任,甚至产生戒备心理。政令不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谋事而下谋利。过去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反腐败以后变成“不要好处,也不办事”,更加消极腐败。诸种现象都说明,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靠旧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很难再凝聚起人心,形成健康向上的追求,建立起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

  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只有各个部门都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进步,一味地只关注政治稳固,或一味地只关注经济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的发展就容易受到忽视,其本身的发展条件和规律就会被漠视,会被粗暴地按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需要扭曲,并经常受到干扰和阻挠而不能正常发展。政治、经济部门的人才要靠教育部门培养,政治、经济、教育部门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观念、新创意要靠社科和文化来创造,社科、教育、文化的落后,会反过来影响到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正和谐。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引进不完全合适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而不创立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许多领导人和富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而不改革自己的教育?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智力吗?不是,完全是因为没有把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并尊重其发展规律。如果能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消除不必要的顾虑,给予我国科教文工作者以应有的资源和自主权,形成一种追求真理的、公平竞争的“学术市场”,让“学术市场”在精神产品生产和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会像经济改革一样,使其获得突破性发展,从而补上我国综合国力软实力的“短板”,并反过来推动经济改革完成,推动政治进步。

  就像充分竞争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会自动优胜劣汰一样,充分竞争的学术市场也会按照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自发实现优胜劣汰。不要害怕“学术市场”的建立会导致“西化”、“分化”,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国内没有统一的“学术市场”,才导致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老化”,由此引起哲学社会科学教学“西化”和“国学热”,思想理论界西、马、中“分化”,引发社会思想的混乱、矛盾和冲突。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都必须以正驱邪,无正,只驱邪,只能邪更邪。就像美国在中东,推翻了专制政权,但建立不起强有力的民主政权,结果滋生出更加极端化的宗教政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的变革力量,这个力量不是权力资本的力量,也不是私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力量,只能是关心公有制发展和公共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正能量”。公有资产(特别是全民所有资产)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增值,是劳动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关心公有制发展的应当是全体人民和无产的劳动者,但由于全民所有资产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变成国有资产,再加上劳动者没有经过启蒙,看不到公有制发展对他们的好处,也看不到公有制消失会使他们重新沦为彻底的无产者,只有通过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的公共社科教育文化改革启动,劳动者经过启蒙,才会形成强大的变革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公共力量,成功走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许多重大变革就是科技、教育、文化唱主角,如大学自治、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建立、启蒙运动、蒸汽革命、电力革命、核能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等等。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科技、教育、文化却难有这样大的作为。也不是社会发展不需要,而是始终没有摆到“主角”或“主题”的位置。例如,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客观上需要“启蒙”,但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历史环境的影响,启蒙只是在社会变动未形成超稳定结构的“空挡”出现过,很快就由于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启蒙、稳定压倒启蒙等影响未能形成“启蒙运动”,未能完成启蒙,创建起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只能不断从西方照搬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开始通过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来自于西方),改革开放后又引进了几乎全部的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因为这些理论与中国国情不完全适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中国却没有创造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条件,甚至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虽然也搞了“马工程”,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工程,而是维护和修补的工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虽然也提出了“科教兴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和构想,但是,在具体措施上还功亏一篑,因而达不到主观意志设想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只有“国兴科教”,科教才能兴国;只有首先建立起创新型的教育科技文化体制和机制,才能带动企业、政府和民众,建立起创新型国家。国兴科教,就是要国家通过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障科教文部门有足够的能自主的权力、责任和资源,形成符合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规律的机制,通过公平竞争,促进我国科教文事业能够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样的速度发展,尽快改变科教文事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需要的局面。科教文发展的新成果,会反过来引领、促进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科学化。如果只是围绕经济发展搞全面深化改革,由于旧的理论眼界、传统思维方式的禁锢,难以找到能切实祛除弊病的治本之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案和办法难以起到全面深化的改革作用,甚至会走偏方向。只有科教文领域的改革完成后,人们的理论眼界才会提高、思维方式才会转变和提升,才能找到治本之策,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案,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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