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作者:柳昌清  时间:2014-12-29

  

  在《关于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议》一文中,笔者根据自己30多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同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议。此文发表后,笔者感觉有必要对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再加以专门论述。 

  一、“呲必中国”的深层原因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适合中国国情 

  辽宁日报不久前发表的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正面的关注和反面的反响。该文把“呲必中国”的原因归结为部分高校老师立场、观点、方法不正确,但是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教材和学科的问题。一些专家教授则提出了这一深层问题。例如,周建明教授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学在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走向了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几乎都经历了全盘从西方引进的过程。于是,全盘西化变成时尚的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高校的社会科学理论已基本西化,而马克思主义公共课则被边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引进,到培训出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熟练掌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高校教师,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在高校中的主流地位已经确立”。(见红色文化网)学科与教材从西方照搬和西化,高校教师熟练掌握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在此基础上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就会形成方枘圆凿的不适合,造成伤害,否定的多,肯定的少。 

  《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对国家和社会描黑的问题,“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为什么这几门课程问题突出呢?正像任何建筑物都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一样,任何制度也有“阳面”和“阴面”。对这种制度进行剖析,可以从“阳面”开始,也可以从“阴面”开始——从“阳面”开始就能更多地看到光明的方面,从“阴面”开始就能更多看到阴暗的方面。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从“阳面”开始分析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阴面”开始分析批判的,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其“阴阳”面没有改变。当高校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以后,恰巧首先看到的是我国经济制度的阴暗面,这样,描黑的问题就很容易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建构起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成为基本学科,才不至于造成从经济的方面“描黑”中国。 

  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现代法治和行政管理改革,以前是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现在正在加强。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都把加强依法治国和行政管理改革作为中心和重点内容。把我国处于发展中的现状,与西方经过几百年已经完善的理论和制度相比较,当然会发现许多“反面”的案例,成为“呲必”的对象。要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法治和行政管理,就必须用发展型、复合型的学科——用“政策、法律与民间规则”这样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学科而不是西方法律学的学科,用“行政与人事管理”这样能体现中国行政管理长处和特征的学科而不是西方行政管理学。这样的学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能够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完善行政管理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途径和方案,而不是只能望“洋”兴叹——“瞧瞧人家国外”。 

  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研究,与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同步,进行了5次大的攻关:(1)吸收当代哲学、科学、历史、文化的新成果,解决了“哲学贫困”的问题,完成《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2)从现代科学思维、辩证法哲学思维、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等思维实际中抽取大量辩证思维形式,又通过创立渗透集合论,初步实现了辩证思维形式的形式化,解决了“辩证逻辑不像逻辑”的问题,创立渗透逻辑;(3)在发展了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指导下,以渗透逻辑为工具,解决了“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的问题,建构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4)在前述成果的基础上,解决“姓‘社’姓‘资’理难清”的问题,创立了文明类型理论和社会历史文化学。(5)在文明类型理论和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的构想。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包括:唯物辩证法哲学,辩证逻辑,社会历史文化学,新政治经济学,政治与伦理,自然与科技,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政策、法律与民间规则,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这些学科都是复合型或发展型学科(唯物辩证法哲学和渗透逻辑提供全面、系统、辩证看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工具)。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整体性强、关系复杂,同时又面临着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任务,只有复合型、发展型学科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任务。 

  笔者的上述研究成果虽然不同程度地得到有关学术界和知名专家的重视、好评甚至承认,但由于传统观念、体制和短视文化意识的重重障碍,却无法发挥作用。如果《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能够起到作用,各级领导的世界观、方法论实现了从矛盾论向系统论、从实践论向科学论的提升,中国就会较早地走上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道路,避免许多失误。如果渗透逻辑能得到普及和运用,中国人那种糊涂、随意甚至矛盾的思维方式些许能够得到改进。如果《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中国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局面。如果文明类型理论不仅传遍了中国,而且走向了世界,那么,中国就真正有了话语权,真正有了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不是笔者言过其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英国撒切尔夫人就曾经指出过: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转引自王岳川 陈凤珍:《文化整体创新与中国经验的世界化——王岳川教授比较文化访谈录》,《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45页)不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而是中国有身份地位的人没有创造出这样的学说,创造出这样学说的人没有应有的身份地位,因而发挥不了作用。 

  记得在《市场经济的奥秘——新政治经济学探索》一书出版前,编辑部的主任跟我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书要是叫XXX写了,人家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叫你写了,还得赔钱出,你干这事干啥?”最后虽然书没有叫我赔钱出版了,但是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当时就应该以XXX之名或者其他合适的名义发表,让它发挥作用。再反过来一想,这样做也办不到啊! 

  习近平最近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见中国改革论坛网)要研究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社会、历史、文化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复合/发展型学科,这是照搬西方社会学所无法解决的任务。 

  例如,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俄罗斯学者在总结前苏联改革失误的教训时指出:“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的整套理论中把经济从政治基础中剥离,而将其视为某种纯粹的、非政治化的、非阶级成分的事物是一种错误和胡闹,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对于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过。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最后几年,着手建的是市场社会主义,建成的却是资本主义。”(见红色文化网)因此,中国经济的基本学科应当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同时,研究中国政治,又必须与伦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实践(包括新中国政治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精髓。中国政治的基本学科应当是“政治与伦理”而不是单纯的政治学。 

  又例如,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同时,民间规则(乡规民约、风俗习惯)也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这样,就需要建构起“政策、法律与民间规则”的复合/发展型学科,把这三者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还例如,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两大类。非宗教信仰的情况很复杂,有信祖宗、信神鬼、信算卦占卜、信一种学说、崇拜个人、崇拜某种偶像,等等。中国传统的信仰更多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非宗教信仰,要把这些都统一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信仰与宗教”这一复合型学科,以指导个人和社会的信仰。 

  三、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现实实践意义 

  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体系,不仅是为了恰当地解读中国,更重要的,是为科学发展奠定全面系统的社会知识基础。科学发展离不开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引进,社会科学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文化传统不同,不能照搬,要自己创建。在创建过程中当然可以借鉴、吸收国外的成果,但是学科体系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然就无法指导实践。现在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越是层次高的专家,越能给出好的实践指导;而在社会科学技术方面,越是层次高的专家,给出的实践指导反倒不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普通专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符合西方社会实际的,而不符合中国实际,所以学科知识掌握最多的高层专家,反倒给不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实践指导。对于系统学习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文科研究生、大学生,包括后来成为领导干部的人,这些知识对他们很难起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所以,人们就认为,理工科学的知识是实的、有用的,文科学的知识是活的,没有多少用处。任何知识都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积累的最多、最系统的就是学科体系的知识。由于中国关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知识没有积累成学科知识,只积累到经验和应用理论的层次,所以,包括党政领导干部、大型企业的老总、理论家,其有用知识还主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片段的学习启发,很难靠学校系统学习得到。由于知识学习积累速度慢,制约着理论家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创新,制约着党政领导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制约着企业家完成管理创新,这就导致各方面的粗放式发展难以根本转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技术,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知识。中国传统的重视务实、忽视求真的短视文化意识,使人们认识不到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科学只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被作为与民主相并列的核心价值观提出过,以后又被忽视。不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没有“科学”,科学发展观中也没有“科学”应有的地位。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面临着经济转型、制度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任务。目前,理论创建成为制约现代化发展的瓶颈。理论创建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建的缺位,制约着制度创新的“眼界”,使其只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制度创新的不到位,又与理论创建的缺位一起,制约着经济转型,使其上突不破制度和观念的“天花板”,下又跳不出房价、资金的“高台阶”。理论创建的缺位,使国民性改造无“正”驱“邪”,邪门歪道泛滥成灾,国民劣根性暴露无遗。 

  理论创建要本着客观、公正、求真的原则,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以现代化为目标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长周期地研究和反思,实事求是地寻找发展规律,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创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要克服短视缺陷和主观意志,超脱利益偏见,说理精确到位,不留盲区和“雾区”。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指导理论,反过来指导经济转型和体制创新,使其能最终完成。创建起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作为教材,应用于教育和普及,实现大众化,起到启蒙、纠偏、改邪和匡正的作用,对改造旧的国民性、形成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民性起到持久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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