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突破“旧”围,全面更新

作者:柳昌清  时间:2015-05-22

  

  如果说,解放初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百废待举”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则是“百旧待新”。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在创造出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也遗留下许多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例如,从宗法封建社会(夏商周)流传至今的等级制、亲疏有别、办事请客送礼等习惯,从皇权官僚社会(从秦至清)遗留至今的官本位、权势、权术、权大于法、愚民政策等观念和做法,都成为阻碍现代化实现的顽固障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开始有了除旧图新的启蒙思想,并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启蒙、翻身压倒启蒙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在这些运动中又出现了许多形新质旧的与现代化相背离的现代旧事物、旧思想,如官僚资本、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统制经济、“左”的思想理论,等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采用“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开始时不得已)的方式推进,解放思想,结果出现了旧与新、中与西结合的当代旧事物,如权力资本、寻租经济、政府主导的半市场经济、行政化科教文体制,等等,成了最终实现现代化的障碍。 

  旧的习惯势力、思想观念普遍存在,而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新的组织力量、新的制度架构、新的思想理论、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规范却没有创造出来;或者创造出来了没有被重视,形成气候;或者创造出来了没有形成体系,被旧的东西从物质、制度、观念等方面重重包围,难以实现全面创新。没有全面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论是基层“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顶层设计”,都不能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但优于(最起码不逊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西方文明在现代化之初,曾经有一个启蒙运动和理性批判的环节,对旧的东西进行了“无情批判”,才奠定了新文明的基础。恩格斯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中国现代化也有过这样的思潮,如“五四”时期的思潮,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运动,一阵风以后,旧的东西没有本质的改变。 

  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旧的权力结构,即行政权力控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会甚至包括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不合理的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拿权的不干事、权可滥用、权可谋私,干事的不拿权、委曲求权、难干事、干不成事。这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结构和配置经过过去的改革实践证明,是无法适应现代化的:保持这样的权力结构,经济资源难以合理配置,会形成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不可持续,并造成分配不公,使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愈演愈烈;保持这样的权力配置,会使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行政化扭曲,资源和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创新不能自主完成;保持这样的权力结构和配置,政治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会形成不同类型和等级的特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容易发生蜕变,形成以权谋私,背离社会公正和正常的法治秩序。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许多制度上的漏洞,使腐败渎职问题大量产生,达到了使人触目惊心的范围和程度,单靠“反”和“打”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只有从体制、机制方面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创新,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问题的大量产生。 

  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了缺乏效益的垄断/过度竞争市场。受到行政权力庇护的少数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其他的企业则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垄断企业因依赖性而自身竞争力不强,处于过度竞争地位的企业无法通过自身使企业做大做强,所以除个别企业外,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经济效益普遍不高,除劳动力报酬低和价格低以外缺乏其他竞争优势。劳动力报酬低相应消费水平也低,消费需求难以增长;价格低相应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也低,这就很难靠企业自身力量加快经济发展。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主要靠外资进入和政府投资。外资进入同时也要占领中国的市场,使本来就过度竞争的市场难有新的商机;政府投资主要来源于多发行货币、出卖土地、加快矿产资源的开采和银行资金的占用,这些都不是能长期使用的源泉,能维持平衡的因素就是外贸出口的不断增长。现在外贸出口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变化(甚至恶化),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社会到现在还是“权势”社会,而不是现代的“法理”社会。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甚至包括上学,都要首先考虑“拼爹”,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是“自主”创业或市场化就业。解决问题不是靠法而是靠人,不是按程序而是找关系,不是讲理而是造势。政治上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法、势、术并用,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权大于法;关键的决定往往是暗箱操作,充满神秘感,最容易使用潜规则。法纪的使用,近者宽,远者严,仇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社会治理暴力化、偏理化,带动社会矛盾的暴力化解决方式不断泛化。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会形成两极分化的阶级仇恨,而且会形成无法和平解决的“载/覆”转变,陷入“周期律”,那样,一切发展成果都会毁于一旦。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进展是否能保证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目前来看,还不行。单从经济方面来说,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还处在世界后列。要把人均GDP提到世界前列,中国需要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风俗习惯、国民秉性等各个层面和方面全面更新。 

  更新要从思想理论开始。中国社会最大的浪费就是禁锢了思想,限制了理性,不是批判开拓的思想家引导深思熟虑的理论家,深思熟虑的理论家引导治国安邦的政治家,而是惟命是从的理论家论证总结政治家的言论和行动。领导人的意志、民众的情感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和评价,理性附属于非理性。社会发展的动力,要么是长官意志的“赶动”,要么是民众情感的“感动”,理性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就是在商品、服务的销售中,也充斥着欺骗性的“感动”行为和强迫性的“赶动”行为。理性也只是实践理性,而不是理论理性,眼界有限,很少能看得与西方一样远,能完成像西方那样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每次都以为有了比西方更先进的制度,实际上是新外壳包着旧机制的制度;每次都以为可以在经济上超过西方了,实际上只在“赶”而不是在“超”。只有领导人的意志、国民的热情,而没有思想家的远见和冷静,没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周密思考和设计,中国社会只有发展,难有实质上的进步,这会导致发展不可持续,社会矛盾无法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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