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佳庆:“民工荒”蕴藏着改革的新契机

作者:莫佳庆  时间:2013-08-14   浏览次数:0

  1、透视“民工荒”的因与果 

  2003年开始,珠三角周边城市出现了“民工荒”之后,就迅速扩展开来,而且缺口逐年增大。其中供不应求最紧张的,还是那些低工资、缺乏技术的农民工,而这一类劳动力的供给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无限的。 

  我们经常自许的“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已经关闭了吗?“人口红利”时期已经一去不再了吗?按《制度人口学》相关理论判定,我国“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自从1990年打开,要到2030年才会关闭。其实,由于结构上的不均衡以及教育原因和诸多制度因素,致使我国虽有“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之美,却没有“人口红利”之实。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虽然在五年前就出现了,而劳动力绝对供应量还是一直在增加,但由于结构上的不均衡,无法为工商业增加更多劳动力,如果农村改革不能适时地配合,“人口红利”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己。 

  为什么说我国人口结构上存在不均衡呢?尽管中国劳动力总重仍在增加,但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可能会减少。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不同时间段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超常态的变化。民工荒也可从业人口结构中找到答案。现引用数据进行说明:1990年务工的主体(跨度为15年),是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前期出生的人口,当时基本上是推行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人口,当时平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率5.6胎,这个时间段内人口为3.78亿;2000年务工主体,是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当时平均每个妇女出生率是2.2胎,此时间段出生人口为3.2亿;到了2005年的务工主体,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口,此时妇女平均生率约1.9胎,此段时间出生人口为3.12亿。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农民工的机会成本上升。我国农民工面临的机会成本是农业生产带来的收入。也就是说,制造业的最低工资是由农业收入的相对水平来决定的。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农民人均净收入增长了12%2005年增长了11%2006年因农产品普遍涨价,农民人均净收入又增长了接近10%2001~2003年间平均增长5%。很显然,这是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畜禽类产品价格的大幅涨价、种粮补贴和农业税的减免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民纯收入的持续增长。第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还有多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一种说法是农村还有一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另一种说法认为大多数的农村适龄人口都已经进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而留下来的都有是“三八六一部队”,即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口分析表明,由于1978年以来实行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已经越过了峰顶。而且,16~24岁的年轻劳动者增长率已经处于负值区域,在总人口中比例正在下降,在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中也在下降。第三,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年轻劳动力的期望值上升。全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正在迅速提高,尤其是年轻一代。按照经合组织经济预测,到2006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群体平均教育年限达到11年,而那些即将退出这个市场的劳动力群体平均教育年限只有4 年。因此,尽管整个市场的供需总量很庞大,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供应已经开始减少,而且减少势头十分明显。劳动力需求的提高,非熟练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和不断上升的收入期望,都加大了增加农民工的压力。劳动力市场需求、供给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可以在预见未来会持续下去。为了应对招工中的困难,很多雇主求助于非工资形式的福利,以及改进工作条件。虽然关于这方面的数据资料很不足,季度调查数据依然显示农民工收入在2007年前三个季度增长了12% 

  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出生率最高时期,如果这个时段所出生的人口步人了中老年时,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红利时期已经过去。 

  2、“民工荒”是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所产生的殷切用工需求 

  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工, “珠三角”周边地区在2005年提高了“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但是,从事非农业行业劳动力的增量有待于从事农业行业劳动力存量的释放,如果农村政策依然保持现状,可以肯定,这个增量将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企业的用工需求。 

  然而,多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的程度可以进一步深化,教育的投入也可以减缓劳动力增长率的下滑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一些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出现了紧张,引起了工资报酬的上涨。这种压力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甚至会有所加剧,也会对中国和世界市场带来深刻的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在过去的三年里,10%GDP增长率和16%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都对就业起到了拉动作用。工人工资的上升和熟练工人的短缺在2002年初就已经显现,并在2004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自入世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扩大出口市场,从而对于低端制造工人的需求逐渐扩大。遍布制鞋厂和纺织厂等低端出口商品的珠江三角洲在2003年首先出现“民工荒”,并且很快扩散到其它沿海省份,甚至部分内地城市。 

  应该指出的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将会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缩短了劳动力廉价的供应期,缩短了我国低成本的发展期,这样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经济的竞争力无疑是不利的。 

  “民工荒”的问题是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是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所产生的殷切用工需求。其实,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强大的力量推动。这种殷切用工需求就具有这样的动力。那么,在这种殷切用工需求的强有力推动之下,不可避免地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也会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在于借助于农村改革的深化,来促使劳动力的转移的持续。  

  3、“民工荒”将有力地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薪酬的变化在短期和中长期都会对本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低端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有助于消费需求的启动。对于政府来说,农民工打工汇款增加而带来的农村收入的提高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将推动长期限低迷的农村消费。农村消费品零售和住户支出数据显示,农村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需求上升的势头十分的明显。 

  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加大对通货膨胀压力方面。政府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很可能使农业收入不断提高,而低端制造业的劳动群体收入也在水涨船高。在需求方面,除非我国经济硬着陆,否则,对劳动力的需求应该会持续上升。劳动力市场的供不应求和工资水平的过快上升,最终会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作为很多商品制造者以及全球价格设定者,我国的工资和通货膨胀水平变化对世界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工资和其它相关价格(如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很可能带来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此外,央行如果延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调整就可能加剧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中长期看,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引发产业链继续向更廉价的生产基地转移。有趣的是沿海地区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使很多企业转向内地城市。随着当地的交通设施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二线城市已经从国内外吸引了不少投资。事实上,资本从富裕的浙江省流出已经引发了国内关于外包挑战的争论。

   和其它亚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问题一点也不新鲜: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大幅增加,企业被迫产品升级。在严峻的市场条件和上升的生产(营商)成本影响之下,短期限内国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降低商务成本以发挥优势。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加快体制改革,特别是减少因政策、体制带来的“价格扭曲”所造成的成本上升。迫切需要农村农业产业化改革,来驱动农村劳动力继续走向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以满足高速的经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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