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宇飞:对“十二五”时期国际格局的初步判断

作者:蒲宇飞  时间:2009-12-16   浏览次数:0

   “十二五”时期是世界各国消除金融危机影响、化解深层次矛盾的五年。目前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有着多个视角,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全球经济失衡、技术创新周期等等,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格局、贸易格局、产业格局、技术竞争格局必将在反思中进行深刻调整。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过程是各国相互角逐进而发生力量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会推动全球大格局的变化,也会推动一些地区小格局的变化。大格局是由大国的战略导向和博弈关系决定的;基于地缘政治的小格局首先反映了相邻国家的合作与竞争态势,背后则有着大国博弈的影子。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既要探讨具体的金融、贸易、技术格局,又要从总体上把握大、小两个战略格局。 

  一、关于国际金融格局 

  “十二五”时期的国际金融格局,应该是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目前的反思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松紧,二是金融监管的宽严,三是美元地位的强弱。 

  货币政策是短期政策,但是有着长期影响。评价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松紧是否适当,要看这一政策是否有利于解决当期的突出问题,更要分析其对下一个时期的流动性、稳定性会产生哪些潜在期的威胁或促进作用。美国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更灵活也更谨慎的货币政策,在短期救急和长期发展之间不断进行平衡,在抑制通胀和防止通缩之间不断进行调整,其他经济体也会相机抉择。 

  金融监管的基本趋势应该是更严格、更审慎,明确借贷机构的责任,促进监管机构的协同,加强国际社会的监管合作。美国近期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即是如此。但是这里的问题有三:一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金融危机是过度放松监管和过度金融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严监管与适度创新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指标设计重新匹配,才能既规避再次泡沫化风险又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而如何才能做到适度,对任何一个监管机构来说都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二是宽严的标准,各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监管能力不同、文化理念不同,很难适用统一的监管标准。三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需要信息共享和透明,但是共享和协同在一国内部尚且不易,国际协同更需克服重重困难。从这三点来看,金融监管改革还将是一个不断试错和磨合的过程,进展快满,有赖于各方努力,其中充满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美元地位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多方质疑和挑战,主要是人们认为美元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形成金融风险的最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元既是美国的国家货币,又是国际货币,双重职能矛盾越来越大;二是一个国家无力监管跨国金融产品;三是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不足,缺乏相互协调和制衡。但是目前“去美元化”还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探索。“十二五”时期,建立与主权货币脱离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在传统“诸强”与新兴大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统一行动,因为超主权货币的构想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美元不稳定带来的损失却是确定的、现实的。在美国掌握现实主动权的情况下,其他国家面临着接受美元还是挑战美元的囚徒困境。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与其完全替代美元,还不如共同维护美元稳定。当然,这种理性选择并不会阻碍一些国家之间探索规避美元风险的结算方式,或者探索具有结算功能的区域货币。 

  由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美元地位都处于不断调整状态,国际金融资本会进入一个徘徊期,一方面对货币政策松紧、金融监管宽严、美元地位强弱进行观望,一方面会进行短线出击,寻求快速获利。这种投机行为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格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二、关于国际贸易和产业格局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从国际经济角度的分析主要是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中国高储蓄和美国高消费导致的失衡。对此,众多学者进行了辨析,并展望了中美之间不同的储蓄和消费前景。我们认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不只是有赖于中美两国在储蓄率和消费率方面的变化,还有赖于各国共同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所有重要的生产国、能源国和消费国。 

  从目前各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上来看,作为主要生产国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提出了减少出口依赖、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思路,作为主要能源国的一些经济体提出了摆脱能源依赖、延伸产业链的战略,作为主要消费国的发达国家则开始朝着增加储蓄、扩大投资的方向努力。对此,我们可以初步做出以下判断: 

  第一,在新能源尚未有效替代传统能源的前提下,生产国、能源国和消费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建立的三角国际贸易格局总体上难以打破。如果生产国扩大消费、能源国建立工业体系、消费国扩大投资,并且都以内需为取向,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意味着对传统国际贸易格局的颠覆,各国将回归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这实际上是倒洗澡水的同时倒掉了婴儿,并不符合各国的利益取向,在经济全球化如此深化的今天也不现实。因此,一方面,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但是另一方面,分工高度专业化的国际市场会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强大外部压力。两相对比,市场的力量会更强大更持久。“十二五”时期,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虽然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仍然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第二、国际产业竞争的领域将会有所变化。在三角贸易格局总体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生产国、能源国和消费国都按照既定方向进行调整,那么国际竞争的焦点除了争夺新技术制高点,还可能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消费国为解决日益加大的就业压力,在充分考虑国内人力成本的基础上,会重新布局国内的制造业,一方面保持在高端的优势,一方面会向一些兼有资本、技术、劳动密集型特征的中端延伸;能源国为摆脱单一的能源依赖,会凭借能源出口积累的资本优势,直接向中高端产业增加投入,建立一定的工业体系;生产国在扩大消费的同时,会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将是发展中高端产业。 

  第三,一些国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会有较大起落沉浮。虽然三角贸易格局总体上不会变,但是对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其角色可能会发生转换,例如从生产国转换为重要消费国,或者从单一能源国转换为重要生产国;其相对地位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从弱国崛起为强国,或者从传统强国走向没落。成功转型、迅速崛起的,一定是那些既保持着传统优势、又主动提升了技术优势和中高端制造业优势的国家。转型失败、陷入停滞或走向衰落的,或者是迷恋于低成本等传统优势、不思转型的国家,或者是丢掉传统优势、急于建设空中楼阁的国家,或者是提出发展战略却缺乏执行力的国家。 

  综上,“十二五”时期,国际经贸和产业格局将处于深刻调整期,一方面会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藩篱,维持生产国、能源国和消费国之间相对稳定的贸易结构,一方面各国之间会在风起云涌中不断角力,寻找并确定自己在总体格局中的新角色和新定位。 

  三、关于国际技术竞争格局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格局,从技术角度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为:一般说来,技术革命基本上是50年一个长周期。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产生,以电子信息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支持了全球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减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支撑能力下降,于是爆发了金融危机。从这一角度反思危机,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有产生具有新技术革命意义的技术,世界经济才会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目前,主要大国都着眼于寻找未来增长点、在下一个增长周期中抢占先机,提出了技术创新战略。 

  从战略方向来说,各国选择的突破口和进攻点各有不同,主要有三条路线: 

  一是信息技术。随着信息技术不断扩散和应用,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降低,但是信息技术普及的路还很长,应用的空间还很广阔。而且,随着信息技术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国家对信息安全的掌控能力将越发重要。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美国把网络空间视为海陆空和太空之外的第五空间,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人才、资金、技术投入非但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减少反而进一步强化,反映了其形成坚不可摧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其关于未来技术竞争的一个基本判断。其他主要国家也没有因为信息技术带动的增长周期行将结束而忽视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和深度开发。 

  二是新能源技术。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这里重点应关注日本和美国。日本在节能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从交通、电力、石化、钢铁到建筑形成了较为先进的理念和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日本的混合动力车、蓄电池汽车在性能和技术指标方面也处于世界前沿,但是在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变为商业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美国在能源方面投入多、造势大,但是奥巴马政府近期的政策重点在于减少能耗、提高能效,先后通过的几个法案都是在围绕能效做文章,而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似乎一直是虚多实少。其原因在于,低碳的绿色能源无疑既是人类的理想追求又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但是发展新能源除了要实现技术突破、切实降低成本、提升商业价值之外,还要解决一些技术之外的利益格局问题:一是如何照顾传统能源部门尤其是石油巨头的利益。比如,要提高传统能源价格,新能源技术才会有成本优势,传统能源部门才会从新技术的阻碍者转变为支持者;二是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比如,美国默许传统能源价格提升,就要接受俄罗斯因为受益于石油涨价而日益强大,反之容许油价下降则会抑制对新能源的开发。这些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困局,如果不在大的战略取向和利益机制上形成共识,新能源技术的重大进展不容乐观。 

  三是强化生命科学技术研究。相对于新能源技术的造势来说,美国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似乎更求实效,更具战略视野。其基本理念为:健康长寿是人类共同追求,市场空间广阔,而且没有复杂的利益格局,因此这一技术是下一个长周期真正的支撑点。 

  从战略推进机制上讲,无论是以哪种技术作为突破点,都需要具体的实现路径。美国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的创新模式以政府支持、大企业推动为主,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大多采用了这一模式;欧洲是蒸汽机时代创新的先驱,但是近年来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模式也日渐模糊。比较而言,美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创新机制更值得关注,尤其是美国。 

  总体上,“十二五”时期新技术将处于培育期、投入期。技术突破何时在那里首先实现,具有偶然性,充满太多变数,背后是战略选择的正误、技术实力的强弱、技术投入的多寡和创新机制的优劣。同时,围绕信息技术的竞争不会弱化,信息技术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减速期的主要动力,信息安全技术则会上升为世界各国重要的安全屏障。 

  四、关于国际战略大格局 

  关于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大格局,国际社会有多种预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美国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应对得当,谋划深远,优势地位得以巩固,“一超多强”的全球格局继续保持;二是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群雄并起,全球呈现多极化竞争格局;三是美国趋于衰落,各国陷于长期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扩散为政治社会危机,国际争端迭出。 

  我们倾向于认同第一种判断,但是认为未来的“一超”和“多强”之间以及多强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会增强,全球大格局将处于战略均势阶段。主要基于三点判断: 

  第一,美国仍将保持“一超”地位,但是其战略取向将调整为“以守为攻”。从美国的国力看,虽然其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但是综合优势依然明显;一是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依旧保持绝对领先;二是作为危机发源地,美国的发展模式光环褪色,但是其自我修复能力任何国家都不敢小觑;三是在伊拉克陷入战争泥潭后美国直接军事打击的威慑能力下降,但是其军事实力仍然无可匹敌。从美国当前的形势看,虽然美国失业率很高,财政赤字很大,但是凭借美元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在战略谋划方面的经验优势,美国不至于像日本那样长期停滞发展。如果出现新的困难,美国有更强的专家能力;如果出现新的机会,美国有更大的把握能力。从美国战略取向看,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上致力于摆脱危机,实现复苏,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加强金融监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再创国际竞争优势;在军事和外交上,逐步改变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美国例外等战略取向,重塑国际形象,更多发挥软实力和巧实力;在社会领域,推进医疗保险改革,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推动创新,巩固人才优势,重塑美国精神。这些政策取向并不意味着美国摒弃了霸权主义,但是至少说明霸权主义的形式和策略在发生变化。美国开始审慎评估其扩张能力、政府能力、控制能力的边界,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方式、“借力”的方式来遏制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者。这些策略不再表现为咄咄逼人的进攻,而是“以守为攻”,在表面的守势中寻求对自我的再次超越,进而保持未来几十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进攻能力。美国的策略调整,至少是推动国际战略均势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第二,其他传统强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无心挑战美国地位,或许是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无力对美国构成威胁,从而都会乐于接受均势的战略格局。(1)欧盟。从历史来看,欧洲大国一直有着保持均势的传统,成立欧盟后更是在机制设计上努力防止内部力量失衡。从精神上看,欧洲福利制度的完善伴随着勤奋、创新、进取精神的丧失,也包括了挑战精神的丧失。从现实来看,欧盟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好欧洲内部“国”和“盟”的关系:一是要解决内部的一体化问题,通过公共政策缩小东欧新成员国与传统老成员国的差距;二是欧盟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与主权国家之间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协同。这些当务之急客观上也要求欧盟接受全球均势格局,不允许其中的个别大国成为挑战者或破坏者。(2)日本。日本战后在政治上一直扮演着美国的追随者角色,随着经济日益强大,对于政治大国的追求也日趋强烈。但是其近期追求主要是提高位势,而不会直接挑战均势格局。(3)俄罗斯。俄罗斯曾经在社会制度上、军事实力上都是美国最有力的挑战者,但是其软肋在于单一的经济结构。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乃至社会稳定常常系于国际能源形势变化,却无法左右其变化,所以俄罗斯作为挑战者虽然一直雄心勃勃,却每每因为能源依赖而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 

  第三,新兴大国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发展问题,而战略均势是最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无论提出怎样的口号,或者建立怎样的伙伴关系,新兴大国对美国的直接挑战更多是“声东击西”,主要是为了增加更多的话语权或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是取而代之。新兴大国将主要挑战美国之外的传统强国,但是这种挑战也主要是经济地位的超越和话语权的增加。 

  总之,从大国的情况来看,“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力量会有消长,“多强”会有新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地位会有升降,但是主要还是“量”的变化。“十二五”时期的国际大格局主要会以“均势”为特点,即使有些动荡,也会向“均势”回归。但是具体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会因为均势而减少,对于新崛起大国或明或暗、或急或缓的围堵和敲打非但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增加。 

  五、关于东亚小格局 

  从政治格局看,亚洲尤其是东亚可能更多处于有限纷扰状态:第一,一些周边国家的矛盾心理会加剧,一方面希望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能为亚洲带来稳定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威胁其生存空间,于是适时制造一些事端往往是其生存战略。第二,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战略布局和博弈关系会影响到一些邻国与中国的冷热亲疏,或者说,一些国家和中国忽远忽近、忽亲忽疏、忽打忽拉可能成为频繁出现的现象。第三,边疆局势可能会与国内、国际问题叠加。 

  从经济上讲,东亚地区相互依赖性会更强,区域一体化进程会加快。1960年代中国、日本、韩国加上东盟国家,只占全球GDP的10%,今天占了25%,与美国地位相当。从贸易角度看,东亚的贸易在1960年代大概占全球贸易额的10%,现在占了1/4,这说明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方面的重大变化,进而可以做出的判断是:第一,东亚50%是区域内互相贸易,可以实现内部循环;第二,东亚的储蓄率普遍较高,意味着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空间广阔;第三,东亚在探索区域内部国际结算方式方面进行的实验区的了积极成果。这种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日益壮大的整体实力、日益增强的区域合作,将不断增强区域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竞争力、也将为区域内部每一个经济体提供良好的周边经济环境。 

  从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关系来看,和谐的政治格局有利于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紧张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来缓解。东亚内部的经济和外交将在更多领域趋于紧密结合。 

  六、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十二五”时期总体上将是全球的技术培育期、产业调整期、金融资本徘徊期以及战略格局的均势发展期。 

  第二,技术、产业、资本会进行新的结合,从而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是成熟的新技术、新产业与杠杆率适度的金融资本结合,会把世界经济带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长周期。二是传统的技术、传统的产业、谨慎的金融资本相结合,会使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低速增长期。三是投机性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与处于萌芽阶段的新技术结合,对其进行过度包装,会制造新的泡沫。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洗牌效应,会带来各国实力的消长,既有崛起这,也有衰落者。这是均势格局中的非均衡发展。衰落者不会自甘衰落,会寻求跨越,也会努力遏制崛起者。崛起者要靠实力谋求超越,也要善于应对各种危机、威胁和挑战。 

  对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主要建议如下: 

  第一,中国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后来者,还没有能力和经验扮演挑战者,更多的还是要扮演参与者和学习者。为此,一是要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不但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更在实战中培养人才、提升能力。二是要制定专项规划,大规模、有步骤地向国际金融组织输送人才,并为其发展创造畅通的晋升空间和回流通道。 

  第二,要充分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变动、发展方式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在未来国际经贸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第三,在选准技术创新突破口的同时,更要着力改革目前的创新机制,更多发挥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第四,虽然国内大格局和东亚小格局总体上对于中国是较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随时可能遇到围堵、打压或挑衅,国际经贸冲突、国内社会实践、周边矛盾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为此,一是要继续加快发展,在发展中解决内部问题,在发展中提高国际影响力;二是要充分研究各种矛盾、事件、摩擦的扩散机制,从体制机制上提出化解思路;三是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对传统诸强不主动出击,和传统第三世界盟友继续保持良好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关系,不要苟富贵,则相忘;四是善于应对外部挑战,均势中的各国都不是铁板一块,再大的压力都可以通过分化对手,见招拆招的方式来解决。(原载《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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