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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宇飞: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时间:2013-12-16   浏览次数:0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所提出的若干决策令市场振奋。然而,如何深化推进和落实改革仍需要长久的观察和探索。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就此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综合部主任蒲宇飞。

  蒲宇飞认为,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化,要通过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经济发展常态和经济危机状态,完善动态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在履行好底线功能的基础上,探索复合型城镇化推进机制;把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建立共建共享型收入分配结构。

  为何“不得不改”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刻?

  蒲宇飞:我在《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一书中,主要结合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减速压力、生态环境恶化压力、社会矛盾积聚压力,就“不得不改”讲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以前遇到压力和难题可以绕着走,今天已经无路可绕,只能全面推进改革,打阵地战、攻坚战,例如税制改革问题、金融改革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问题。

  二是压力赎买空间越来越小。以前可以通过“赎买”来化解各种各样的发展压力和难题。从当前来看,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财政收入增速缓慢,赎买方式的基础出现问题,而且赎买的效力也随着部分胃口的吊高而出现明显递减,一升一降使得赎买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三是压力转移空间已经相当有限。目前来看,在资源环境方面,之前转移到今天的压力已经积聚到相当规模,可进一步转移的压力已经不多。在经济方面,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之下,向外转移经济压力绝非易事。

  四是强力控制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抵触。在经济方面,习惯性控制价格、资源、项目的效力衰减,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政府部门对价格进行干预或者压制,导致整个市场都是扭曲的,房价越调越高,产能越管越多,市场价格作为引导供求的信号无法发挥作用。

  在社会领域,在各种现代媒体的作用下,政府的公信力有所下降,“政府做好事做坏事都是坏事,说好话说坏话都是坏话”的“塔西佗陷阱”开始出现,简单的行政控制方式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理顺三大关系 

  日报:当前讨论的问题很多集中在几个“关系”上,例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在一个健康经济体系中,这些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蒲宇飞: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三中全会《决定》要着力解决的三个基本关系。关系不顺,政府就会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制度就会出现软性、刚性、错配、缺失环节。关系理顺了,政府就会准确归位,市场才能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活力才能够得到充分释放。

  理顺三个关系,关键是在中观制度层面也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建立分权制衡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合理分权产生效率,有效制衡产生公平;合理分权创造增长,有效制衡创造稳定;合理有效的分权制衡产生繁荣。没有分权将抑制增长;分权而无制衡将产生失序。因此,探索建立分权制衡机制,使之在压力下能够进行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这是增强制度弹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理顺三大关系,主要应从五个方面着手改革。

  一是保持强有力的政治约束。强有力的政治约束就是要始终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如果失去了这一约束,分权将只能以休克方式或者大爆炸方式进行,这时的分权效果是不可控的,可能导致民主和繁荣,也可能导致分裂和分赃。而保持这一约束的“硬度”,也需要政治本身具有一定弹性:只有能够敏锐感知、适应、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约束与分权带来的绩效才会是相容的和正相关的。如果政治约束的“硬度”不够,将难以对分权产生制衡作用;相反,如果“硬度”过高,也可能因为僵化而变得极为脆弱,乃至不堪一击,失去对分权的制衡作用。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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