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基本国情出现新特征 鼓励生育应成为新基本国策

作者:姚美雄  时间:2017-02-20

 

  当前我国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历史性变化趋势,进入新阶段,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常态,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将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导致经济台阶式下行及未来面临难以实现中国梦的重大风险,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带来重大挑战。

  在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敢于担当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先后了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受生育观念的改变、育儿成本的提升及缺乏相应的鼓励措施等,二孩效果未达预期,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当前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作为生育主力军的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面临重大压力。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进行调整。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民族复兴的基石。为确保实现中国梦,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继续推动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改革,树立新人口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鼓励生育应成为新的基本国策,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 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国家人口安全。

  一、二孩遇冷,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一)二孩遇冷。

  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满足人民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央先后了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目前,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都遇冷了,当前,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及独生子女育龄妇女进入生育高峰期,10多年前国家有关部门预判的生育高增长量并未出现,并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实施以来,婴儿潮也未出现。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仅增加47万人。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初开始在全国陆续实施,2015年是单独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5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2015年出生人口没有如相关部门所预期的那样增加100万人左右,反而减少了32万人。2016年是全面二孩元年,全面二孩的部署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在2015年的10月底,理论上,2016年8月底之后,都属于全面二孩效应期。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远高于单独二孩,叠加单独二孩效应和北方的羊年滞后效应,以及此前部分省市城乡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尽管2017年是全面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6年出生人口也理应有较大的量。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去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虽然是自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比2014年增加99万人。即使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也只有1846万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断。

  二孩而之所以“遇冷”,是因为我国人口已进入新阶段,少生、优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主流价值观。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据调查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推进,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尤其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头胎生男孩的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以及二孩政策滞后,育龄妇女高龄化,想生生不动。政策思想混沌,一边为应对老龄化,要提高生育率,另一边又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控制生育。此外,在实施中,没有相应的鼓励措施配套也是重大影响因素。

  (二)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

  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食物不够吃,城市就业压力大,农村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且住房、交通、教育、卫生等压力也相当大,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有其历史考量。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我国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彻底有效遏制。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6年12.95‰,全国年净增人口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2100多万人降到21世纪的6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2016年前的1.4左右,也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从近6个下降到近1个半。

  控制生育政策实施40多年来,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但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叠加现代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也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使人口发展出现新的发展困局,人口结构性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主要矛盾,人口安全面临重大挑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1.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一是严重少子化、未富先少。少子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受现代化快速推进和长时间实行一胎化为主生育政策双重叠加影响,导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每年出生人口由上世纪60、70年代的2600万人左右下降到21世纪1600万人左右,致使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直线下降。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 %、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 %、2010年为16.6%、2016年只有16.5%。 1982年至2016年,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不仅远低于金砖国家印度的34.0%、南非的 32.0% 、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还低,美、英、法分别为20.0%、18.0% 18.0%。仅高于德国的15.0 %和世界最低的国家日本的13.0等极少数国家;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1990年为3.1亿人、2000年为2.9亿人、2010年为2.2亿人、2016年也只有2.2亿人。2016年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我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是全球少子化速度最快、少子化总量最大、少子化程度较高的国家。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橄榄型演变为倒金字塔型。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我国只有8000多美元。我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我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严重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

  二是人口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达 1.5 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6年的10.8%,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5个百分点。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我国人口老龄化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普遍是在人均GDP处于一万美元时才进入老龄化,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2000年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此时我国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我国人口老龄化演变既有受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影响,更主要是在人为干预下实现的,是由于控制生育引发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状态。但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9,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17,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118.06,2004年达历史最高值121.2,2015年仍然高达113.5,位居全球前列。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西部,覆盖了除西藏外全国各地。尽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但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和失调总量最大的国家。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届时2020年后,每十个年轻男性中将有一个难以找到女性与之相匹配。

  2.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步入了低增长通道,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1990年~2000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净增加127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7%,2000年~2010年间,年均净增加下降到739万人,年均增长率下降至0.57%,2016年我国人口净增加为809 万人、增长率为0.59 %。除2016年外10多来年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300多万到1600多万人之间。

  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多年来,我国对总和生育率争议较大。2015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7和1.18,这个数据明显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龄段人口存在少报和漏报现象。1995年和2005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指标分别为1.56 和1.34,相对接近实际情况,但也存在偏低状况。2010年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据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研究,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

  但自1996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反复强调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近年才改为1.5至1.6间。据测算二孩放开前政策总和生育率是1.46。如果1.8生育率水平成立的话,说明每年全国超生人口比重相当大(扣掉不孕者和不愿意生者,超生比重将达30%以上),意味着计生工作严重不到位;另以1996年总和生育率1.8左右为标杆,用六普低年龄段各年人口和对应年份育龄妇女总人数进行推算,也表明1999年至2010年间总和生育率只有1.5左右,有些年份低至1.4左右。显然,总和生育率1.8水平乃误判。

  对于中国有没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目前学术界也存在争议。判断中国有没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首先要明确到底总和生育率低到什么水平算是掉入陷阱。从历史和国际的经历看,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尽管发达国家都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至今,日本生育率连到1.45水平都未出现。单独和全面二孩“遇冷”,说明百姓生育意愿真的已十分低下,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陷阱。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格局依然没有丝毫改变,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3年为16.5%,2016年仍然为16.5%。而老龄化则在加快,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0.8%比2013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

  人口运行有其惯性,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能量正在日益累积,现在正从正增长区间向负增长区间转变,处于拐点区,一旦进入负增长惯性区间,尽管还有若干年的正增长,但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由于20至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出生人口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加深,死亡人口将增加,届时2023至2025年间,死亡人口将超过出生人口,预计2023至2025年间我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三)人口危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人口结构性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人口危机初露端倪,2020年之后将全面爆发,将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已初露端倪,劳动力减少趋势已不可逆转。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5年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左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5年的67.3%,减少了2.5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减少568万人,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到来。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症结在于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教育实行精英教育,而经济发展却长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整个社会对熟练技工需求量大,对高端人才需求量小;以及服务业发展滞后,提供就业岗位能力弱。尽管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及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劳动力供给已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我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2020年之后,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一方面,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我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此外,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龄,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如果仅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我国,15 ~19岁人口基本在学,60 ~64岁人口,除了农业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我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21年将达8.51亿人,到2025年将下降到8.13亿人,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2020年将比2010年减少0.68亿人、下降幅度达12%,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1年将比上年减少840万人,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25年将比2010年减少8000万人,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6000万人之上。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中国制造带来重大挑战,近年来全行业薪酬增长率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2020年之后,届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是影响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造成“男盈女亏”,产生“婚姻挤压”。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男孩死亡率高于女孩,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持续上升,但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已进入婚配的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年龄段男女比例基本处于正常范围,男孩比女孩仅多了126万,男女比例是101.1比100。以往研究高估了到2020年进入婚配男女失调总量,“婚姻挤压”主要压力在90后和00后。

  2017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将爆发,作为人口危机之一的“娶妻难”危机将率先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17年,24~28岁男性有60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4800万人,男比女多了1200万人,男女比例是125比100,这意味着24~28岁年龄段有1/5、1200万人男性在相应年龄段将找不到配偶。2017年后,24~28岁男性与22~26岁女性比例始终维持在125左右比100的高位。

  “婚姻挤压”会产生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增加,届时离婚率将大幅上升,破坏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性疾病、性犯罪等也将大幅上升,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2017年之后“婚姻挤压”问题将全面爆发。男多女少,男性“娶妻难”,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哥就会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就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社会底层人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届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与“剩女”主动单身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成家立业是成年男性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也是我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对“剩男”的“经济贫困”,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帮助解决,而对“婚姻贫困”则无能为力。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不能成家、当婚未能婚,导致他们正常的合理的生理和心里需求得不到满足、尊严得不到尊重,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其后果是大大降低这些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产生反社会、反人类的诱因。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仅造成“婚姻挤压”,而且严重削弱了人口再生产能力。人口再生产是通过女性生育子女来实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使女性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萎缩,将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后备育龄妇女大幅减少,将削弱未来人口再生产能力,已威胁人口生态安全,严重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今天还只是初露端倪。随着时日迁延,将会与日俱增,其深远危害,将超越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失调危机,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三是社会养老巨大压力。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健全而且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 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四是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此外,中老年人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都逐渐衰退,适应工作环境,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能力都不如青年人,工作效率相对较低,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五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青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

  六是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七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及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独生子女家庭风险是全社会的风险。据估算,我国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失独群体大多年过不惑,丧失了再生育能力,失去了唯一的子女,他们的晚年也彻底失去了支撑和依靠。暮年丧子、老无所依,精神上的折磨让失独者十分痛苦,往往陷入压抑和自闭中。当前“失独”家庭总量呈扩大趋势,预计将达近千万个,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压力。

  严格的生育控制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也不容忽视,控制生育政策长期执行造成了适龄兵员急剧减少,参军意愿减弱,并且影响战斗力。一旦有子女牺牲,其家庭难以为继,势必影响士气,并带来社会问题,将给国防可持续建设带来挑战。

  八是将削弱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目前我国0~14岁人口占世界比重只有11.9%,按此发展趋势,意味着将来我国占世界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近五分之一减少到近十分之一。据预测,2100年我国总人口将在8亿人以下,人口萎缩将对未来我国的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将带来重大挑战。

  二、基本国情出现新特征,鼓励生育要成为新基本国策

  (一)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人口是最重要的国计民生大事,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

  人口始终是最基本的基本国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作为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国生产力水平,随着人口结构的剧变,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这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

  (二)未来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 。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无疑中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叠加人口危机。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我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同其它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左右百分点。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我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国将遇到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我国发展将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从发达经济体经济成长来看,长期高增长不可持续,经济增速都有一个从高速到中速再到低速或从高速到低速回落的过程。回落的方式有悬崖式急跌和台阶式下行两种。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我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我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速。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未来人口再生产和劳动力涌泉及潜力所在,其规模的大小、比例的高低预示着未来物质、文化和人口再生产潜力。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房地产泡沫则大大放大了这些短板,叠加人口结构扭曲,这将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大大降低。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

  (三)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调整。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和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当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要实现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向20%以上的正常水平回升,这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也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确保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18%是少子化水平的下限,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相当大的难度。

  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占了50%。由于45至49岁育龄妇女怀孕概率不到10%,并且生育意愿极低,基本可以剔除,则有效目标人群只有6700万对左右。此外,据调查,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按照28%的生育意愿测算则补偿性生育量为1600万人,这远低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安全所需的2500多万人的底限数量。因此,仅放开二孩还不够。

  此外,要实现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总人口2020年达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2020年和2030年1.8左右,仅放开二孩,或即使立即全面放开,自主生育,不推出鼓励措施,也难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要实现规划中2020年达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目标,不立即鼓励生育也难以实现。2016年我国总人口为138271万人,要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这意味着从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 。而全面二孩效应2017年释放后,2017年后将递减,与此同时,作为生育主力军的20到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减少对出生人口影响将凸显,90%的新生儿是这个年龄段妇女生产的。2018年20~29岁育龄妇女比2015年减少了1480万人,将减少出生人口220万人左右;2019年20~29岁育龄妇女比2015年减少了2158万人,将减少出生人口320万人左右;2020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8200万人比2015年减少了2938万人、减少25.8%,将减少出生人口430万人左右。2019年净增人口将低于400万人,2020年出生人口将少于1300万人、净增人口低于300万人。这大大低于2016年809万人净增人口,也低于十二五期间净增人口平均数674万人。而要实现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目标更是困难,仅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6700万人比2515年减少了4400万人、减少40%,将减少出生人口658万人左右,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2023至2025年间我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人口峰值在此期间产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

  2016年全国妇联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以来自北京、辽宁、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广东、广西、陕西、四川 10 省(市)21 个市(区)上万名0 至 15 岁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父母的职业包括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业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军人、无职业者等。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目前,三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不到5%,加上一成的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把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按二孩、一孩各一半进行分解,推算总和生育率只有1.29,离1.8左右相差甚远。即使,采取鼓励措施,把生育二孩提升到三份之二、一孩为三份之一,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至今,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中,鼓励生育下都无法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显然,在我国,在二孩框架内,依靠全面二孩也将难以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8左右。

  由于80、90年代出生妇女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到2020年只有8200万人、将比2015年减少25.8%,到2030年只有6600万人、将比2015年减少40%。“十三五”之后,维持原有人口结构尚属不易,更谈不上健全人口结构。因而,健全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已步入最后“窗口期”。如果不能在“十三五”期内修复扭曲人口结构,则“十三五”之后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修复的难度就更大了,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风险。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都已38周岁,都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就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就增加很多、生育风险就提升了很多。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由于某些学者误导决策,单独二孩已贻误战机,使许多70年代出生妇女痛失生育二孩机会。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焦点是立即鼓励生育,广泛开展全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让那些处在徘徊中的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妇女尽早决定、能生尽生。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才启动全面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因此,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十三五”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确保人口安全的关键期,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确保人口安全正与时间赛跑,中国人口危急,中华民族已处于最关键时刻,人口改革步伐节奏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进入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的剧变造成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基本丧失并成为历史,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已难以为继。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我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将深刻影响我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步伐。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低增长周期,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低增长趋势已难以扭转,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少子老龄化将日趋严重。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GDP总值现在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出现了失落的20年。日本首相走马灯般换将,也推出若干改革,都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不实现基本国策转变,不立即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将步日本后尘,由于我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这对中华民族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执行了40多年的控制生育政策越迟调整,对后代的损伤就越大。我们不能只顾着这代人享受着人口红利的好处而牺牲了下一代人的幸福,牺牲民族利益。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旧常态发展动力是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是创新。青年是创新的主体,青年人口减少无疑将削弱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相对于完善制度的大刀阔斧改革,人口政策改革显然慢了许多。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和加快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并重,缺一不可。

  当前推进鼓励生育不是早了,而是已经严重滞后了。实际上,在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回到正常水平,跌破23%,到22.9%;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达到6.96%,比预期2020年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时,就应终结独生子女政策,及时启动全面放开二孩。2007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跌破20%,到19.8%时,就应鼓励生育。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老龄化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韩国少子老龄化水平与我国相差不大,其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9%,仅比我国低2.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3.1%仅比我国高2.3个百分点。然而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出生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同为发展中国家泰国,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我国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龄化比我国轻,近年也在鼓励生育。泰国政府呼吁“生育救国”,出台了包括鼓励夫妻多生孩子、给予税收优惠以及与孩子相关的福利等政策。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的进入老龄化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依然是最严格的。

  控制生育政策已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继续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但若人口增量不增加,则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加速人口红利衰减,带来严重的人口负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 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5.5%,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2%、22左右%和15%左右,原油进口依存度达65%。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已成为世界的能源资源需求的主要推手,如果还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不着力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仅中国的能源资源将快速枯竭,全球的能源资源也将难以为继。同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出现,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全球首位,占四分之一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名列全球首位,十几个省份都出现雾霾现象。此外,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地表水污染严重、近六成地下水水质差。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超出环境容量,包括食品安全、水资源污染和土地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身体健康,降低了百姓生活质量。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在 2000-2012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4.5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36.17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148.6%;而同期我国人口总量仅增长了 6.8%。人口增长仅解释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不到 5%。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多年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始终是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紧箍咒。新形势下,人口众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儿。即使到人口进入负增长甚至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份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是,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国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僵化教条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重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要随之跟着调整。

  目前造成我国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的根本原因是受现代化快速推进和长时间控制生育政策双重叠加影响,因此,破解人口结构性矛盾和减缓少子化、老龄化的有效办法是靠人口发展,只有全面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和生育量的回升,才能缓和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矛盾;只有鼓励生育,才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衡,不再恶化人口性别比失衡矛盾,并有效化解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矛盾。

  人口多是历史形成的,已无法改变,但决不能矫枉过正。如果继续实行人口数量控制战略,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力度,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届时我国实现从中等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愿景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经济将崩溃且难以修复。

  传统理论更多把人口当作社会负担,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李克强总理指出“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最大支撑”。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也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老百姓科技文化素质得到大力提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1.2亿人。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是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优秀技工、老年人的看护者等,是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或者愿意多生孩子可以说已经成为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生育行为必须得到鼓励和肯定,社会要为这些资源分担养育成本。

  因而,我们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新战略思维,不能本末倒置,继续走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战略,以牺牲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增长的老路。基本国策要实现华丽转身,要从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提高对人口增量容忍度,缓和日益尖锐人口结构性矛盾,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对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始终保持战略警醒,以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来化解。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稳中求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攻坚克难,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有效释放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向中高端,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大力推动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加快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实现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转变。对资源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进行严格控制,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人口可持续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并重的可持续发展新路。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当前我国青年的生育观已发生重大改变,已由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转为少生、优生、晚生。而且,随着现代化推进,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当前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此外,环境污染、年龄偏大、疾病等因素,导致人类的生育力急剧下降。且我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大大增强。鼓励生育的时机和条件早已具备。鼓励生育是党和政府兑现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承诺。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限制生育有办法,但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从我国来讲鼓励生育难度将更大,这是因为对个人来说多生育子女要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影响人均考核指标,会增加公共服务负担,并且,扭转生育观念,从少生到多生更是难上加难。

  人口问题不仅事关经济发展,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鼓励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

  由于多年来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6.5%左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2030年之后,我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我国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像日本那样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社会或将陷入动荡。与其届时面临两难选择,不如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立即鼓励生育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全球发展负责,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尽管近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30%左右。一旦,2030年之后,中国由于严重少子老龄化导致经济长期低迷,不仅对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不利,届时全球发展也将受到冲击与挑战。

  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和低生育是中国最基本的新国情,也是当前及今后中国发展困局根源所在。由于较长时期来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调整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这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周期缩短。因而,中国经济台阶式下行已不可逆转。当前,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和2030年后由于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或造成经济失速的风险。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补上这块短板,中国这巨轮前行将坚定而有力,引领全球发展迈向新高峰。立即鼓励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鼓励生育不仅对中国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会惠及全球。中国鼓励生育生育总量对世界人口格局影响不大。但鼓励生育对全球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将增加世界经济活力、将为全球人才和优秀技工增添新血液等。鼓励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可持续资源环境空间,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现在担心的是鼓励生育带来的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鼓励生育,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左右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3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5亿人。

  鼓励生育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我国育龄妇女已老化、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以及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人口政策未及时进行调整所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如果由于误判而贻误良机,不仅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执政危机。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国人口问题已处于十字路口,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前途已处于十字路口。此时的抉择不仅关系当代更关系着子孙后代福祉,关系着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

  三、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现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要与时俱进科学调整生育政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以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未雨绸缪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比人口过多影响更大。我们不能一方面埋怨前人留下人口庞大包袱,自己又给下一代留下更加烫手的高度扭曲的人口结构。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人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如果错过了当前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最后时机,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难以促进人口结构回升到相对正常水平,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风险,不仅危及当代,也将给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由全面放开二孩走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要成为新基本国策,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国家人口安全。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中央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应立即成立应对人口危机处置领导机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深入进行调研论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如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扭转,人口结构将会进一步扭曲,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将导致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现在时机紧急,早鼓励生育,早主动,越迟鼓励,越被动、代价越大。

  二是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树立新的人口理念。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有效应对老龄化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繁衍昌盛的需要。人口的生育、养育、教育既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与责任,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使命。要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宝贵资源的观念;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理念。人口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三是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是改善和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确保人口结构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鼓励生育要成为新基本国策,具体目标:一是促进生育率和生育量回升,生育率由目前的1.4左右很低水平向1.8左右低生育水平回升,确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二是促进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向18%以上的少子化水平回升,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新生儿性别比由现在的113水平快速向103~107的正常值回归,确保人口生态安全。四是减缓老龄化进程。以上目标都要纳入“十三五”规划目标,并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16.5%提升到18%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硬约束目标。完成不了,要层层问责。

  四是完善人口法律法规。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要与时俱进制定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新人口法律法规,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社会抚养费是抑制生育的手段,人口新常态则要鼓励生育,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尤其是女性胎儿生命权,立法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强化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的监督和处罚。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五是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我国虽然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低迷困境也在我国显现。“育儿成本高涨”是个世界现象,不少国家也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普遍实行育儿津贴和高福利政策,相对缓解了国民的育儿压力。世界范围内,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已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现在大多是“四二一”家庭结构,赡养老人的担子很重,中青年不堪重负。养一个小孩都力不从心,养两个小孩确实心有余力不足。要极借鉴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措施,除了放开外,还要全面鼓励以二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减轻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压力。

  养孩国家化是社会发展趋势。要把养老和养孩统筹布局,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要养孩防老。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养老的根本保证就是养孩。当前,要抓住国家财力尚较好,养老负担不重的时机,及时启动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等到2020年后,老龄化进一步加深,届时国家养老与国家养孩间将难以兼顾,再启动就来不及了。鼓励生育,国家要舍得投入,要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老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一是在“十三五”规划中,把义务教育扩至幼儿教育,提高对城乡幼儿园的投入力度,提高对托幼扶持,并逐步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二是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三是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把产假统一扩至10个月,并给男方1个月陪护假,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四是加大对妇幼医疗人员和设备投入,抓好高龄产妇医疗服务水平,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五是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民生属性和社会属性。高房价既是经济发展的毒瘤也是提升生育率的拦路虎。教育应与房地产脱钩。六是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六是抓紧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面对即将来临的巨大风险挑战,全社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形成加快改革的共识。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各种发展潜力,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下大力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承载尽可能多人口的能力;积极改变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减少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破坏,为全面鼓励生育调整奠定良好基础。

  七是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要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要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营造鼓励生育尤其生育二孩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深挖生育潜力,能生尽生。要宣传只有鼓励生育,才能构建与经济新常态、与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才能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宣传只有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提升到18%以上,才能确保国家人口安全,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支撑,才能确保实现中国梦,这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这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我也来评论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   查看所有评论
© 中国改革论坛网 版权所有 不得转载 琼ICP备10200862号 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技术支持: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