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把全面鼓励生育定为新基本国策很有必要

作者:姚美雄  时间:2017-02-28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常态,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将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将导致经济台阶式下行及未来面临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调整,全面鼓励生育应成为新的基本国策。 

  一、由控制生育走向全面鼓励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

  (一)控制生育政策已经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继续控制生育有弊无利。

  中国控制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阶段必要性,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传统的基本国情。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食物不够吃,城市就业压力大,农村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且住房、交通、教育、卫生等压力也相当大,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有其历史考量。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中国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彻底有效遏制。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6年12.95‰,全国年净增人口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2100多万人降到21世纪的6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2016年前的1.4左右,也即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从近6个下降到近1个半。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步入了低增长通道,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1990年~2000年间,中国人口年均净增加127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7%,2000年~2010年间,年均净增加下降到739万人,年均增长率下降至0.57%,2016年中国人口净增加为809万人、增长率为0.59 %。除2016年外10多来年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300多万到1600多万人之间。

  (二)二孩遇冷。

  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满足人民生育意愿、优化人口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央先后了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目前,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都遇冷了,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仅增加47万人,2015年是单独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5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没有如相关部门所预期的那样增加100万人左右,反而减少了32万人。2016年是全面二孩元年,理论上,2016年8月底之后,都属于全面二孩效应期。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远高于单独二孩,叠加单独二孩效应和北方的羊年滞后效应,以及此前部分省市城乡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尽管2017年是全面二孩生育的高峰期,2016年出生人口也理应有较大的量。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去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虽然是自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即使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也只有1846万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断。

  (三)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人口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控制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叠加现代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使人口发展出现新的发展困局,人口结构性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主要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1、人口结构严重扭曲。一是未富先少。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3年为16.5%,2016年升为16.6% ,2016年比2013年增加0.1个百分点、比1982年下降了17 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只有2.3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并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预计203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

  中国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

  二是未富先老。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达1.5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10.8%、比2013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比1982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主要是由于控制生育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15年仍然高达113.5, 成为全球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

  2、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研判人口形势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总和生育率2.1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为低生育水平、1.5以下为很低水平、1.3以下为超低水平、1.0以下为危险水平。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多年来,中国对总和生育率争议较大。2015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047。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7和1.18,这个数据明显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龄段人口存在少报和漏报现象。2010年总和生育率,国家统计局评估后数据是1.5左右。据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研究,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1996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强调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近年改为1.5至1.6间。

  2016年全国妇联和北师大对10 省(市)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目前,三孩及以上占出生人口不到5%,加上一成的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推算总和生育率只有1.29。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历看,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尽管发达国家都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被称为“1.57”危机,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至今,日本生育率连到1.45水平都未出现。

  单独和全面二孩“遇冷”,说明百姓生育意愿真的已十分低下,表明中国已掉入低生育陷阱。由于中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3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四)人口危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中国人口危机初露端倪,2020年之后将全面爆发,将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7.3%,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减少568万人,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减少,将遇到极其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6000万人之上。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2020年之后,届时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是“娶妻难”危机拉开序幕、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2017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将爆发,作为人口危机之一的“娶妻难”危机将率先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17年,24~28岁男性有60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4800万人,男比女多了1200万人,男女比例是125比100,这意味着24~28岁年龄段有1/5、1200万人男性在相应年龄段将找不到配偶。2017年后,24~28岁男性与22~26岁女性比例始终维持在125左右比100的高位。

  “婚姻挤压”会产生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增加,届时离婚率将大幅上升,破坏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性疾病、性犯罪等也将大幅上升,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底层人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届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仅造成“婚姻挤压”,而且严重削弱了人口再生产能力。人口再生产是通过女性生育子女来实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使女性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萎缩,将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后备育龄妇女大幅减少,将削弱未来人口再生产能力,已威胁人口生态安全,严重影响人口可持续发展。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今天还只是初露端倪。随着时日迁延,将会与日俱增,其深远危害,将超越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失调危机,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三是社会养老面临巨大压力。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四是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青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此外,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五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青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社会经济转型。

  六是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七是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及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独生子女家庭风险是全社会的风险。据估算,中国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当前“失独”家庭总量呈扩大趋势,预计将达近千万个,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压力;严格的生育控制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也不容忽视。

  八是将削弱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目前中国0~14岁人口占世界比重只有11.9%,按此发展趋势,意味着将来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近五分之一减少到近十分之一。据预测,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在8亿人以下,人口萎缩将对未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将带来重大挑战。

  (五)国家人口规划战略目标面临难以实现风险。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总人口2020年达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2020年和2030年1.8左右。要实现2020年达14.2亿人左右,而2016年中国人口为13.83亿人,这意味着从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间,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 。全面二孩效应2017年释放后,2017年后将递减,与此同时,作为生育主力军的20到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减少对出生人口影响将凸显,90%的新生儿是这个年龄段妇女生产的。2019年、2020年20~29岁育龄妇女将分别比2015年减少了2158万人和2938万人,将分别减少出生人口320万人左右和430万人左右。2019年、2020年净增人口将分别低于400万人和300万人,这大大低于2016年809万人净增人口,也低于十二五期间净增人口平均数674万人。而要实现2030年达14.5亿人左右目标更是困难,仅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比2515年减少4400万人、减少40%,将减少出生人口660万人左右,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2023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人口峰值在此期间产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按二孩政策生育,即使鼓励,把生育二孩提升到三份之二、一孩为三份之一,总和生育率也难以超过1.6。至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鼓励生育下都无法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5以上,显然,在中国,在二孩框架内,依靠全面二孩也将难以把总和生育率提升到1.8左右。14.5亿人规划目标并不高,比十六大规划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人口目标15亿人左右已经低了很多。人口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样人口少了也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仅放开二孩,或即使立即全面放开,自主生育,不推出鼓励措施,也难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当前,值得警惕的是立即全面鼓励届时也难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二、未来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症结在于人口危机叠加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中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同其它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左右百分点。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中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中国将遇到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中国发展将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从发达经济体经济成长来看,长期高增长不可持续,经济增速都有一个从高速到中速再到低速或从高速到低速回落的过程。回落的方式有悬崖式急跌和台阶式下行两种。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速。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房地产泡沫则大大放大了这些短板,叠加人口结构扭曲,这将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大大降低。如果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症结在于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根源在于人口政策失误。由于较长时期来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调整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这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周期缩短。因而,中国经济台阶式下行已不可逆转。当前,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和2030年后由于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或造成经济失速的风险。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三、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调整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口始终是最基本的基本国情,新形势下,我们要与时俱进辩证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即使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份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今后人口众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儿。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多消耗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若人口增量不有效增加,老龄化将加深,资源环境压力将加剧。鼓励生育,将改善人口结构,增强社会活力和动力,提升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有效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在2000-2012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4.5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36.17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148.6%;而同期中国人口总量仅增长了6.8%。人口增长仅解释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不到5%。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

  人口多是历史形成的,已无法改变,但决不能矫枉过正。如果继续实行人口数量控制战略,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力度,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届时中国实现从中等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愿景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经济将崩溃且难以修复。

  传统理论更多把人口当作社会负担,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也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是未来的科学家、医生、优秀技工、老年人的看护者等,是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或者愿意多生孩子可以说已经成为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生育行为必须得到鼓励和肯定,社会要为这些资源分担养育成本。

  因而,我们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新战略思维,不能本末倒置,继续走控制人口数量战略,以牺牲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增长的老路。基本国策要实现华丽转身,要从控制生育走向全面鼓励生育,提高对人口增量容忍度,缓和日益尖锐人口结构性矛盾,确保人口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对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始终保持战略警醒,以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来破解。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及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来化解,对资源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进行严格控制。

  四、中国已到最关键时刻

  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严重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和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中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这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这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18%是少子化水平的下限,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相当大的难度。

  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占了50%。由于45至49岁育龄妇女怀孕概率不到10%,并且生育意愿极低,基本可以剔除,则有效目标人群只有6700万对左右。此外,据调查,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按照28%的生育意愿测算则补偿性生育量为1600万人,这远低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安全所需的2500多万人的底限数量。因此,仅放开二孩还不够。

  由于80、90年代出生妇女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十三五”之后,维持原有人口结构尚属不易,更谈不上健全人口结构。因而,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已步入最后“窗口期”。70年代出生妇女,她们中最小的也都已38周岁,都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就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就增加很多、生育风险就提升了很多。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每年都有好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当前人口发展战略的焦点是立即广泛开展全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让那些处在徘徊中的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妇女尽早决定、能生尽生。因此,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确保人口安全正与时间赛跑,中国人口危急,中华民族已处于最关键时刻,人口改革步伐节奏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

  过去20多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20年,GDP总值现在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不立即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将步日本后尘,由于中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和加快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并重,缺一不可。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当前推进鼓励生育不是早了,而是已经严重滞后了。实际上,在200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回到正常水平,跌破23%,到22.9%;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达到6.96%,比预期2020年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时,就应终结独生子女政策,及时启动全面放开二孩。2007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跌破20%,到19.8%时,就应鼓励生育。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老龄化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出生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同为发展中国家泰国,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中国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龄化比中国轻,近年也在鼓励生育,呼吁“生育救国”。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的进入老龄化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依然是最严格的。

  控制生育政策已与中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继续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

  当前中国青年的生育观已发生重大改变,已由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转为少生、优生、晚生。而且,随着现代化推进,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当前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此外,环境污染、年龄偏大、疾病等因素,导致人类的生育力急剧下降。且中国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资源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加强,国家承受人口的能力大大增强。鼓励生育的时机和条件早已具备。鼓励生育是党和政府兑现于1980年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承诺。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限制生育有办法,但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从中国来讲鼓励生育难度将更大,这是因为对个人来说多生育子女要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影响人均考核指标,会增加公共服务负担,并且,扭转生育观念,从少生到多生更是难上加难。

  人口问题不仅事关经济发展,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鼓励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中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将深刻影响中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步伐。

  由于多年来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6.5%左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203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中国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像日本那样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社会或将陷入动荡。与其届时面临两难选择,不如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立即鼓励生育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全球发展负责,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尽管近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30%左右。一旦,2030年之后,中国由于严重少子老龄化导致经济长期低迷,不仅对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不利,届时全球发展也将受到冲击与挑战。

  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补上这块短板,中国这巨轮前行将坚定而有力,引领全球发展迈向新高峰。立即鼓励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鼓励生育不仅对中国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会惠及全球。中国鼓励生育生育总量对世界人口格局影响不大。但鼓励生育对全球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将增加世界经济活力、将为全球人才增添新血液等。鼓励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可持续资源环境空间,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现在担心的是鼓励生育带来的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鼓励生育,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左右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3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5亿人。

  鼓励生育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中国育龄妇女已老化、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以及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人口政策未及时进行调整所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如果由于继续误判而贻误最后一个良机,不仅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执政危机。

  五、全面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实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们要以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及时对人口战略和政策作出战略性抉择,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维护人口安全,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比人口过多影响更大。我们不能一方面埋怨前人留下人口庞大包袱,自己又给下一代留下更加烫手的高度扭曲的人口结构。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人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如果错过了当前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最后时机,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风险,不仅危及当代,也将给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

  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由全面放开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全面鼓励生育要成为新基本国策,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构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国家人口安全。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中央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由于观念改变、育儿成本提升、妇女广泛就业、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负担重等,尤其高房价、娶妻难使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头胎生男孩的众多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全社会主动、被动只生一个,低生育愈演愈烈,实现中国梦面临后继乏人风险。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全面二孩效应2017年释放后将递减,继续控制生育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由于某些学者误导决策,单独二孩已贻误战机,使许多70年代出生妇女痛失生育二孩机会。现在每年有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才启动全面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老百姓普遍反映二孩政策出台太晚了,立即全面鼓励生育也只是亡羊补牢,但这是力挽狂澜。若过几年,被迫鼓励生育也还是亡羊补牢,但已经没羊了,更被动,届时已回天乏力。

  二是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繁衍昌盛的需要。人口的生育、养育、教育既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与责任,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使命。要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维。树立人口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理念。人口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三是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新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是改善和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确保人口结构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16.5%提升到18%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硬约束目标,完成不了,要层层问责。

  四是完善人口法律法规。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五是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现在大多是“四二一”家庭结构,赡养老人的担子很重,中青年不堪重负。养一个小孩都力不从心,养两个小孩确实心有余力不足。要极借鉴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措施,除了放开外,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打造以二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减轻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压力。养孩国家化是社会发展趋势。要把养老和养孩统筹布局,养老的根本保证就是养孩。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在“十三五”规划中,把幼儿教育、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高对托幼扶持。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把产假统一扩至10个月,并给男方1个月陪护假,依法保护孕产妇各项合法权益,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民生和社会属性,教育与房地产脱钩,严格控制高等教育乱涨价现象。要践行“马上就办”精神,从快抓紧抓好各项鼓励措施推出落实工作。

  六是抓紧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社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形成加快改革的共识。攻坚克难,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各种发展潜力,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下大力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资源承载尽可能多人口的能力;积极改变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减少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破坏,为全面鼓励生育调整奠定良好基础。

  七是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能生尽生,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营造鼓励生育、关心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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