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美雄:在人口发展上要切实树立大局意识、看齐意识

作者:姚美雄  时间:2017-03-22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未来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症结在于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根源在于人口政策长期失误。

  在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习总书记审时度势、敢于担当对人口发展提出了新战略思维和新观念并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中央先后了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受生育观念的改变、育儿成本的提升及缺乏相应的鼓励措施等,二孩效果未达预期,去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即使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也只有1846万人,都大大低于此前判断,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然而,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士却提出我国现在和未来都不缺人口数量和劳动力,这一观点再次严重误判了我国人口、经济发展态势,引发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继续控制生育将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进行调整。人口政策调整取向选择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当前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作为生育主力军的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面临重大压力,我国人口发展处于严重危机状态。为确保实现中国梦,当前要立即开展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展开全民大讨论,形成社会共识,牢固树立四种意识,特别是要切实树立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继续推动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改革,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应成为新的基本国策,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 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国家人口安全。现根据习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参考蔡昉、周天勇、郭志刚、顾宝昌、王丰、左学金、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 、穆光宗、王广州、易富贤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抛砖引玉对我国人口发展态势提出粗浅看法,供社会各界讨论参考。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南美、东南亚诸多国家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我国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叠加房地产泡沫则大大放大了这些短板,这将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进一步降低。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可能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门槛。当前及2020 年后,我国进入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大关键历史节点。由于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特别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先天不足,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届时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国将面临着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是一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决战。当前我国发展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相交织,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并将导致未来面临难以实现现代化等的三重风险。有效化解这些危机和风险,根本出路在于抓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要切实凝聚共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稳中求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攻坚克难,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释放各种发展潜力,有效释放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向中高端,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实现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转变。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就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在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因而,在全党树立四种意识,这是依据当前新形势提出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要求,对于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同心同德地战胜各种挑战与困难,对于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现在和未来我国不缺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吗?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症结在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根源在于主要经济体老龄化在加深。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习总书记十分关心人口问题,五年来,习总书记以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了人口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和新矛盾,以前瞻的视野和战略眼光,对人口发展提出新判断、新思维,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习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要着力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要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

  习总书记上述论述清晰地阐明习总书记的新人口思想,对世界和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把握判断十分精准到位,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当前我国人口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趋势,进入新阶段,人口发展战略、政策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二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严重少子化、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失调和低生育已成为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三是人口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社会的负担,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在和未来我国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四是老龄化是我国和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有效缓解老龄化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深挖生育潜力、提高少儿比重。

  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毫无疑问我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自2010年,伴随15~59岁的劳动力达到峰值后,我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我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

  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目前,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 ,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比美国的20%还低,我国少子化程度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已危及国家人口安全。同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10.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基于上述判断,中央先后了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全面鼓励二孩政策措施也正在制定。出台二孩及全面鼓励生育二孩政策逻辑基点是;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陷入低生育陷阱,严重少子化、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新挑战。全面实施二孩及出台鼓励措施目的是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若我国人口发展态势确如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士所判断的“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及“中国不光是现在不缺劳动力的数量,以后科技水平发展了,还有很多替代的措施和办法,劳动力的数量就更不是问题。”那样。那么,中央用得着在2013年实施二孩后,2015年就迅速实施全面二孩,目前还正紧锣密鼓地部署鼓励二孩措施吗?显然,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

  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

  长期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只关注总量而漠视结构巨变,在人口结构已高度畸形下还在不遗余力地继续控制总量,屡次失去了重大调整机遇,已积重难返,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挑战。

  多年来,相关部门和有些学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屡判屡错、屡错屡判,误导中央决策。

  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食物不够吃,城市就业压力大,农村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且住房、交通、教育、卫生等压力也相当大,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有其历史考量。从现在观察,我国上世纪70年代后应继续维持70年代的二孩政策,毫无必要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因为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会发生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将极大提升,将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继续维持70年代的二孩政策,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超过15亿人。

  由于相关部门和有些学者屡判,误导中央决策,在总和生育率已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处于世代更替水平,1971年至1979年,九年已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人,我国现代化建设帷幕开始拉开下,还加码实施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激进人口政策,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刻影响。

  我国总和生育率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除2016年有所回升外,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在200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回到正常水平,跌破23%,到22.9%;65岁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达到6.96%,比预期2020年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时,就应终结独生子女政策,及时启动全面放开二孩。2007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跌破20%,到19.8%时,就应鼓励生育。2013年本应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由于相关部门再次误判,相关部门预判全面二孩生育堆积3000万人,误导决策,为舒缓生育堆积,实施了单独、全面二孩两步走,浪费了宝贵的两年黄金时间,贻误战机,60后没机会,不少70后也倒在黎明前,痛失生育二孩机会,贻误了修复扭曲人口结构良机。

  近年来我国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困难,2012~201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年均上涨10%左右、农民工工资年均涨幅在15%左右,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我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商品或生产要素供需平衡时,其价格保持稳定,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下跌,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上涨。近年来我国劳动成本的刚性上涨,原因固然有多种因素,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不争事实。

  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6年的66.7%,减少了3.1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减少568万人,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目前,只是劳动力危机爆发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验是2020年后尤其2030年后,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届时将面临严重劳动力供给危机。

  2020年之后,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将爆发劳动力危机。固然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是,由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庞大的内需市场,我国的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会动摇,导致未来对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以及我国发展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大力发展研发、信息、文化、电子商务、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也需要大批劳动力。此外,老龄化提速,养老也需要大批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青年劳动力。

  如果仅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观察,到202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基本与现在相当,还有9.9亿人左右,似乎看不到劳动力危机现象。但在我国,15 ~19岁人口基本在学,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60 ~64岁人口,除了农业外,几乎都退出劳动领域。因此,对我国而言,有效劳动力应是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此外,用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进行国际比较时,不仅要与发达国家比,更要与同等收入国家比、与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比。显然,目前我国15 ~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同等收入水平时占比都低得多。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其中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0年后将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减少将扩大到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

  劳动力供给不足促使工资刚性大幅上升。此外,人口危机也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 ,削弱消费能力,影响内需,给社会养老造成空前压力等,从而引发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制约经济增长。以及将削弱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失独”的风险,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等。

  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我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我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2023年至2025年间,我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我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我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速。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扭曲是全方位的,除了快速老龄化外,更严重的是严重少子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

  我国人口老龄化演变既有受工业化和现代化推进影响,更主要是在人为干预下实现的,是由于控制生育引发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到上百年时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6年已达 1.5 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达23%左右,占全国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增至2016年的10.8%,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5个百分点。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达17%;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 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

  养老问题本质是社会再生产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年轻人口供养老年人口,老年人口分享年轻人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人类的寿命得到进一步延长,人口老龄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要化解未来养老危机、社会保障危机,有效应对老龄化,治本之策在于切实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要增加少儿数量,这就要增加人口总量。

  当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娶妻难”危机拉开序幕、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出生人口性别比2015年仍然高达113.5,严重偏离103~107正常值范围。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2017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将爆发,作为人口危机之一的“娶妻难”危机将率先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17年,24~28岁男性有60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4800万人,男比女多了1200万人,男女比例是125比100,这意味着24~28岁年龄段有1/5、1200万人男性在相应年龄段将找不到配偶。2017年后,24~28岁男性与22~26岁女性比例始终维持在125左右比100的高位。

  “婚姻挤压”会产生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增加,届时离婚率将大幅上升,破坏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稳定。性疾病、性犯罪等也将大幅上升,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届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社会底层人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不少人将将终身打“光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社会稳定面临新挑战。

  造成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原因是长时间实行控制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B超普及和滥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对危害性认识不足。

  有研究表明,出生人口性别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后的普遍现象。在生育数量减少情况下,部分人群采取了满足性别需求优先策略。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危害今天还只是初露端倪。随着时日迁延,将会与日俱增,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失调危机,并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要综合治理措施,标本兼治,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回升是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治本之策,这就需要相应增加人口数量。

  严重少子化、未富先少,已严重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挑战。由于受长时间实行实施控制生育政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双重叠加影响,导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每年出生人口由上世纪60、70年代的2600万人左右下降到21世纪1600万人左右,致使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直线下降。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 %、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 %、2010年为16.6%、2016年也只有16.6%。 1982年至2016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不仅远低于金砖国家印度的34.0%、南非的 32.0% 、巴西的28.0%,甚至比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还低,美、英、法分别为20.0%、18.0% 18.0%。仅高于德国的15.0 %和世界最低的国家日本的13.0等极少数国家;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6年也只有2.3亿人。2016年比1982年减少了1.1亿人。

  按照人口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23%,为正常;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下,为超少子化。我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是全球少子化速度最快、少子化总量最大的国家,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并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预计203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跌破15%。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橄榄型演变为倒金字塔型。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我国只有8000多美元。我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我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

  作为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这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这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18%是少子化水平的下限,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相当大的难度。

  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60%育龄妇女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占了50%。由于45至49岁育龄妇女怀孕概率不到10%,并且生育意愿极低,基本可以剔除,则有效目标人群只有6700万对左右。此外,据调查,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即使按照28%的生育意愿测算则补偿性生育量也只有1600万人,这远低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安全所需的2500多万人的底限数量。仅放开二孩还不够。因此,要确保实现现代化,就要全面鼓励生育,大力提高少儿比重,就要大量增加人口数量。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严重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和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当前,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我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目前造成我国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的根本原因是受现代化快速推进和长时间控制生育政策双重叠加影响,因此,破解人口结构性矛盾和减缓少子化、老龄化的有效办法是靠人口发展,只有全面鼓励生育,促进生育率和生育量的回升,才能缓和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矛盾;只有鼓励生育,才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衡,不再恶化人口性别比失衡矛盾,并有效化解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矛盾。

  因而,要确保实现中国梦、有效应对老龄化和“娶妻难”危机,就要全面鼓励生育,千方百计增加少儿数量,大幅度提高少儿比重,这就要增加人口数量。因此,对我国发展而言,要修复扭曲人口结构,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就要切实增加人口数量,现在和未来我国人口是太少而不是不缺人口数量。

  基本国情出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应同步调整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口始终是最基本的基本国情,新形势下,我们要与时俱进辩证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即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即使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份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今后人口众多多的是老年人,少的是青年和少儿。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国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控制人口数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是一个两难问题,增加人口会多消耗资源能源,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压力,若人口增量不有效增加,老龄化将加深,资源环境压力将加剧。鼓励生育,将改善人口结构,增强社会活力和动力,提升经济增长总量和质量,有效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在2000-2012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4.55 亿吨标准煤增长到 36.17 亿吨标准煤,增长了 148.6%;而同期我国人口总量仅增长了6.8%。人口增长仅解释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不到5%。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

  人口多是历史形成的,已无法改变,但决不能矫枉过正。如果继续实行人口数量控制战略,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力度,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届时我国实现从中等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愿景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经济将崩溃且难以修复。

  传统理论更多把人口当作社会负担,但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全球发展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资源,而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随着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负债也即将来临,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是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或者愿意多生孩子可以说已经成为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生育行为必须得到鼓励和肯定,社会要为这些资源分担养育成本。

  因而,我们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新战略思维,不能本末倒置,继续走控制人口数量战略,以牺牲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人口安全为代价换来短期增长的老路。基本国策要实现华丽转身,要从控制生育立即走向全面鼓励生育,提高对人口增量容忍度,缓和日益尖锐人口结构性矛盾,确保人口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对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始终保持战略警醒,以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来破解。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及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来化解,对资源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进行严格控制。

  中国已到最关键时刻

  过去20多年,日本出现了失落的20年,GDP总值现在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根本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及财政供给压力大。当前日本40%财力花在养老上。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不立即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将步日本后尘,由于我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并举,必须加快转型发展和加快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并重,缺一不可。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老龄化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韩国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从1962年开始实施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控制人口出生政策,并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同为发展中国家泰国,其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比我国低得多,其少子化、老龄化比我国轻,近年也在鼓励生育,呼吁“生育救国”。无疑全面二孩较独生子女政策而言是个巨大进步,但这来的太迟了,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的进入老龄化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依然是最严格的。

  控制生育政策已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继续实施控制生育政策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限制生育有办法,但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从我国来讲鼓励生育难度将更大,这是因为对个人来说多生育子女要多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对地方政府而言会影响人均考核指标,会增加公共服务负担,并且,扭转生育观念,从少生到多生更是难上加难。

  人口问题不仅事关经济发展,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鼓励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我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将深刻影响我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步伐。

  由于多年来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6.6%左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2030年之后,我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我国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像日本那样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社会或将陷入动荡。与其届时面临两难选择,不如当前早作择断,撸起袖子加油干,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立即鼓励生育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全球发展负责,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

  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尽管近年我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我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30%左右。一旦,2030年之后,我国由于严重少子老龄化导致经济长期低迷,不仅对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不利,届时全球发展也将受到冲击与挑战。

  人口已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补上这块短板,我国这巨轮前行将坚定而有力,引领全球发展迈向新高峰。立即鼓励生育,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劳动力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鼓励生育不仅对我国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会惠及全球。我国鼓励生育生育总量对世界人口格局影响不大。但鼓励生育对全球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将增加世界经济活力、将为全球人才增添新血液等。鼓励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可持续资源环境空间,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现在担心的是鼓励生育带来的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鼓励生育,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左右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3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4.5亿人。

  鼓励生育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我国育龄妇女已老化、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以及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

  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对人口政策未及时进行调整所造成负面影响只是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才会显现。如果由于继续误判而贻误最后一个良机,不仅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届时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执政危机。

  全面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实行控制生育的基本国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早已实现其目标,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现行鼓励二孩、惩罚多孩政策存在重大法理缺陷,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方向和目标相左。在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20多年远低于更替水平,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老龄化加快背景下,鼓励二孩是为了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老龄化。而同样的行为,生育多孩也增加了未来劳动力供给、减缓老龄化,为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作出贡献,不仅没有得到同二孩同样的奖励待遇,反而还要受惩罚,这有违法律公正原则。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此外,惩罚多孩也有违政治伦理。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也是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人口已经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是未来的科学家、医生、优秀技工、老年人的看护者等,是未来的纳税人、养老金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或者愿意多生孩子可以说已经成为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生育行为必须得到鼓励和肯定,社会要为这些资源分担养育成本,而不是惩罚。否则,就会出现,在人口负增长日益逼近、老龄化加深下,一边鼓励生育二孩,一边控制生育多孩,生不了、不想生、养不起,要鼓动她们生,与能生、想生、能养,又不让生,鼓励生育与控制生育并存的奇观。

  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比人口过多影响更大。我们不能一方面埋怨前人留下人口庞大包袱,自己又给下一代留下更加烫手的高度扭曲的人口结构。实施全面二孩,无疑在人口政策调整上是个巨大进步,但这还无法解决实现促进人口结构从严重少子化回升到较正常水平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任务,还难以确保实现中国梦。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由全面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当前人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如果错过了当前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最后时机,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11300万人少了近一半,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风险,不仅危及当代,也将给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

  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由全面放开二孩走向全面鼓励生育,全面鼓励生育要成为新基本国策,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确保国家人口安全,开启我国人口发展新时代,开创我国发展新格局。

  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中央应把鼓励生育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由于观念改变、育儿成本提升、妇女广泛就业、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负担重等,尤其高房价、娶妻难使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头胎生男孩的众多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全社会主动、被动只生一个,低生育愈演愈烈,实现中国梦面临后继乏人风险。人口结构严重失调已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全面二孩效应2017年释放后将递减,继续控制生育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当前育龄妇女总量开始持续减少,特别是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2020年将比2015年减少25.8%,将减少出生人口430万人左右,届时净增人口将低于300万人。2025年20~29岁活跃育龄妇女比2515年减少4400万人、减少40%,将减少出生人口660万人左右,出生人口将回落至1000万人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2023至2025年间我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人口峰值在此期间产生,而不是2030年左右。“十三五”之后,维持原有人口结构尚属不易,更谈不上健全人口结构,健全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已步入最后“窗口期”。如果不立即全面鼓励生育,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20年和2030年目标都将难以实现。

  由于某些学者误导决策,单独二孩已贻误战机,使许多70年代出生妇女痛失生育二孩机会。现在每年有几百万育龄妇女丧失生育能力,如果等2020年左右,水落石出才启动全面鼓励生育,则为时已晚,覆水难收,少子化、老龄化将更加严重。

  全面鼓励二孩措施已正在国家有关部门间协调实施,把多孩也纳入鼓励范围,将使鼓励生育战略政策更加完善。现在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只占年出生量的5%左右,只有百万人左右,全面放开和鼓励后,预计也难以超过13%。新形势下,如果对三孩及以上这极少数群体继续实施歧视和惩罚,则南辕北辙,有违法治公平和政治伦理,将被迫继续背沉重的政治包袱,并且花了巨大的行政成本,对现在和未来发展而言,反而只是负功效工作,得不偿失,大大不利于应对老龄化挑战,将迟滞开启我国人口发展新时代、开创我国发展新格局。

  当前人口发展战略的焦点是立即开展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树立大局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广泛开展全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让那些处在徘徊中的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妇女尽早决定、能生尽生,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

  在改革中,无疑循序渐进是个较好方法,但多年来我国人口战略政策调整严重滞后,浪费了很多时机,现在已时不我待。老百姓普遍反映二孩政策出台太晚了,立即全面鼓励生育也只是亡羊补牢,但这是力挽狂澜。若过几年,被迫鼓励生育也还是亡羊补牢,但已经没羊了,届时代价将更大、更被动且已回天乏力。

  二是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要树立人口是最宝贵资源的观念,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旧思维,要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就要增加人口数量,树立人口和劳动力越多越好的新思维。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理念,人口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化人力资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三是大力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现有国家发展规划遗漏了少子化水平这一人口核心指标,应予及时修正补充。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16.5%提升到18%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硬约束目标,完成不了,要层层问责。此外,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实现从引资向引智转变,大力引进世界顶尖人才为我所用。“娶妻难”危机已拉开序幕,社会治理要有应对预案,要有序引进海外年轻未婚女性缓解“娶妻难”危机。

  四是进一步完善人口法律法规。要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人口发展法》,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取消计生考核层层一票否决制,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禁止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立法禁止性别歧视,严格保护妇女就业权益。

  五是积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现在大多是“四二一”家庭结构,赡养老人的担子很重,中青年不堪重负。养一个小孩都力不从心,养两个小孩确实心有余力不足。要极借鉴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措施,要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打造以二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减轻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压力。

  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在“十三五”规划中,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提高对托幼扶持,并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六年小学学制为五年、高中教育由三年调为两年,择机把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对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由国家发放养育补贴,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给予孕产妇更长的假期,把产假统一扩至10个月,并给男方1个月陪护假,依法保护孕产妇各项合法权益,对于用人企业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民生和社会属性,教育与房地产脱钩,严格控制高等教育乱涨价现象。要践行“马上就办”精神,从快抓紧抓好各项鼓励措施推出落实工作。

  六是切实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营造鼓励生育、关心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广泛开展社会动员,深挖生育潜力,能生尽生,构建相对健全的人口结构。

  七是抓紧全面加快深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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