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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寻求新常态的增长点

作者:余斌  时间:2015-06-18

  新常态是指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与“旧常态”相比,“新常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普遍且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标志着数量扩张空间明显不足,经济发展路径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二是资源、要素由在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转向通过部门内部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即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竞争力和效率;三是从速度型效益转向在质量型效益,在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实现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就业可保障、民生可改善等目标;四是经济发展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发挥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五是在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尽管其间经济增长的最高值(15.2%,1984年)与最低值(3.8%,1990年)相差11.4个百分点,但大体上可以认为过去经济增长围绕着10%左右的均衡点上下波动。相对于“旧常态”,目前学术界对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以下两大障碍,难以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一是作为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能简单地用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历程类比中国,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二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改革红利是我国现阶段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效应的释放取决于改革措施的力度、效果和次序的选择。

  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是:对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分别确定其稳定、可持续发展水平。即哪些因素已经调整到位,处于正常、合理水平;哪些存在虚高,面临调整压力;哪些还有空间,潜力有待释放。在做了以上修正后,就可以在现有增长水平上大体推算出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

  出口增长的调整基本完成

  在加入WTO以后的10年(2002-2011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出口高速增长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调至7%左右。在近两年经济下行中,出口拉动行业的投资和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表明现有增长水平具有一定可持续性。总体上看,目前出口增长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在较长时期内有望维持在5%-10%的水平。

  虽然我国出口增速与过去相比明显回落,但仍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小幅提高。2013年,包含虚假贸易在内的出口增长为7.9%。今年1-10月份出口增长5.8%,比去年同期回落2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6%,比去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略有回升,达到7%左右。

  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背离,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实际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反映消费受制于收入增长的客观现实。2003年一季度到2008年二季度,消费实际增长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但此后消费增速一直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但其效应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增长速度难以长期背离收入增长。未来一两年,消费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5%,分别比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幅高4.5和2.2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高2.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未来收入增长将有所放缓,住房、汽车带动的消费增长效应逐步减弱。预计最终消费实际增速会阶段性下调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下调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和10%左右。

  制造业投资增长取决于制造业企业利润增幅

  制造业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3。在2003-2012年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30%左右。近年来,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进一步收缩,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2013年下降到18.5%。今年1-10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比去年同期增幅回落5.6个百分点,不足高增长阶段平均增幅的一半。钢铁、水泥等产值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汽车生产和消费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加上出口和房地产的带动作用减弱,即便设备更新、信息化改造等会形成一定支撑,但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下调态势不变,未来有望稳定在12%左右。

  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应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

  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5。2004-2008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情况基本相当。其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25.8%,高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8%的水平。2008-2009年为保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远高于财政收入,这也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加的时期。此后,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基础设施投资曾出现负增长。

  2013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又明显高于财政收入增速。今年1-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1%,其中,中央增长6%,地方增长10.1%。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到20.9%,二者相差12.8个百分点。同时,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投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将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财政风险。

  房地产投资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相匹配

  房地产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4。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根据我们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万-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之间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2014年1-10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12.4%,比去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从数量和结构特征看,如果排除意外冲击,当出口增速稳定在5%-10%,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分别下调至12%、7%和13%左右,最终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分别回调到6%和10%左右,则本轮阶段性调整有望趋于稳定,其所对应的GDP增速约为6.4%左右,比当前增速约低一个百分点。上述调整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也可能在几年内发生,取决于短期扰动、宏观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

  自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在连续11个季度中,GDP当季增速最高值(7.9%)与最低值(7.3%)仅差0.6个百分点。总体看,根据需求结构变化和近几年我国经济调整的态势,明后两年是迈向新常态的关键窗口期,2016年有望确立新增长平台。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和7%,则“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增速为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保持6.5%的年平均增长即可。

  在新增长平台确立之前,宏观政策要继续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改革释放活力的原则,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确保经济运行如期平稳转入新常态。一方面,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人为拉高增速、积累泡沫,也要防止增速过快回落导致财政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应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培育新增长点,稳定市场预期,构筑经济新常态的动力基础。按照“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转型”的思路,明年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增长和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在防止局部风险扩散的同时,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环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改革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在增速回落中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改革优先次序的选择上,在抓好相对慢变量的重大改革的同时,优先启动需求侧、见效快的改革措施,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扩需求、稳增长,对刺激政策发挥替代效应的作用,同时通过换机制、调结构,有助于培育中长期增长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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