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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底气和挑战

  时间:2015-09-30

  在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不是世界经济风险之源,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中国经济增速尽管放缓,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名列前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指出,实际上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在扩大。“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只有7%左右,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4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0%,增量是4万亿元人民币;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63.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增量是4.2万亿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说,尽管增长速度出现下降,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是不断扩大的,所以实际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市场机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中国仍有增长潜力和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站在中高速增长的平台上,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还会保持稳定增长?

  余斌:我觉得中国有条件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比如2014年,中国人均GDP7500多美元,大概相当于全球人均GDP的2/3,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我们仍然是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未来还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此外,到201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4.7%,要达到70%的比例,基本完成城镇化任务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未来城镇化仍然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东部城市、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了,但在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总体来讲,由于中国这些增长潜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没有变,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当这些潜力逐步得到释放时,我们有条件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有哪些?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应对?

  余斌: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新一轮技术革命能否取得重大突破,从而带来新一轮增速高涨。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私人部门,也就是企业出现危机;第二个阶段是公共部门危机,就是政府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后,必然通过货币贬值方式来提升竞争能力,化解债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稳定。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人民币一个短期的小幅度汇率形成机制变革,就能导致全球的巨大波动。每个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不一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间也不一样。美国去年退出,今年开始加息,所以美元坚挺,但相应很多国家大幅度贬值,所以国际货币体系处在动荡过程,由此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是美国次贷危机,第二波是欧债危机,第三波是新兴经济体的危机。从美国、欧洲,再转向新兴经济体,导致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动荡中,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全球,而且影响在不断加大。

  第三个问题是新兴经济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稳定增长。本世纪初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稳定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经济体表现仍相对较好,导致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比重大幅上升,对全球贡献也大幅上升。但这两年,整个新兴经济体稳定发展的趋势改变了。原来新兴经济体发展很好,有很多盈利机会,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而美元加息后,很多国际资本撤离,对新兴经济体冲击很大。如果占接近半壁江山的新兴经济体相对低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世界各个经济体自身面临矛盾不同,危机表现形式不同,所以每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应加强沟通协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换

  中国新闻周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余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体是两个问题,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中高速平台上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这就要实现包括新增长动力的培育,旧动力的延续,营造一个新的发展氛围。二是生产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到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为主。只有通过创新,逐步改变在全球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逐步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生产上确立我们新的优势。

  创新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阶段。我们的技术进步,过去主要靠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现在主要是跟随、模仿商业模式,真正的创新阶段还没有到,人才储备、技术储备还处于青黄不接,需要为下一阶段真正走上创新驱动轨道创造好的生态环境。

  在创新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市场究竟应该发挥怎样作用,政府应该发挥怎样作用,政府如何看待成功看待失败,政府应该在哪个环节帮助企业创造效率,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等等,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如何走好这个过程?

  余斌:对于新旧动能,我们要考虑问题的两方面,第一,不是原有动力不好,要抛弃。第二,要让原有动力尽量延续更长的时间,从而为培养新动力提供时间和空间。如果原有动力都没有了,完全靠新的增长动力,那么经济必然下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原有动力缓慢下降,使其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逐步减弱,但对经济增长仍发挥作用;同时,尽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实现新旧动力增长的平稳转换。

  但是,原有经济增长动力大幅度萎缩,新动力还没形成时,容易出现新旧动力青黄不接的情况,要尽量避免。所以,我们要做到原来100%靠原有动力,现在80%靠原有动力,未来原有动力比率逐步下降,新动力逐步增多,从而平稳转换。

  如果哪一天原有动力下降到0%,也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完全靠服务业和消费支撑7%的增长会很难。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原有动力既有存在的必要,也有支撑经济增长的可能。这和中央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不矛盾。比如,我国人均钢铁拥有量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只是对钢铁需求萎缩后,钢铁企业一时难以适应,出现产能过剩,价格大幅下降,钢铁企业全面亏损,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国家可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需求,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发展。中国是个大国,有着巨大的市场,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某个产业在一个地区可能落后,无法生存,但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就可以降低成本,实现新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延续产业寿命。

  同时,应该尽快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消费发展,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实现原有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通过这种方式尽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从而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你认为,规划应该对经济发展做哪些调整?

  余斌:“十三五”时期,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怎样能够避免系统性危机。因为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一个阶段结束,新的阶段来临时,往往是风险高发时期,很多国家通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迫使市场进行转型调整适应新的变化。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埋下很多隐患,如何避免系统性危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保障经济稳定增长,这是“十三五”规划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次,要实现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目标。改革要经过阵痛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得突破,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第三,“十三五”是为创新驱动发展创造制度环境的关键时期,在这5年中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未来真正走向创新驱动发展,教育制度,科研制度,政府行为方式都要做出相应变革和调整。

  另外,目前,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还会明显上升,因此,要建立起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让国际金融规则更有利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取得重要进展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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