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中国改革不突破 成世界强国无望

作者:柴福洪  时间:2011-05-27

【摘  要】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我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政领导社会的机制;农村与土地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不发展;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等方面不改革,中国想成为强国是不可能的。
【关 键 词】党和政府;社会均衡;协调发展
美国《商业周刊》2011年4月10日(提前出版)刊登《查利• 罗斯专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一文,李光耀说:“中国20年之内不可能成为世界技术强国”。李光耀先生是有华人血统的世界级资深政治家,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十份关心,中国每一个进步时段都要说出他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进步不是时间问题,有几项改革不深入进行,中国想做世界强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 中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2009年3月9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说:“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2011年3月10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再次重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吴邦国委员长的话,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认可的,中国可以“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但吴邦国委员长只否定没有肯定,没有说我们今后要怎么做,难道现在这样做就没有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吗?党与人大、党与政府的关系与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是什么?这是中国党、《宪法》以及政治生活机制都没有解好的问题,所以,才有过去的“文革”、“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三万斤”等荒唐之举和今天的腐败、裸官、官员日记、三公消费、三聚氰胺、农民工、高房价、就医难、入园贵等荒唐事件。
作为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如果权利没有边界、各级政府没有各自的责任与明确的分工,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就不可能现代化。当然,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联邦制,私有化”,但现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决不是“一党执政,一元思想,一权独大,一院制”。一个13.4亿人口的社会,体制内没有批评的声音,建设性意见没表达渠道,人民群众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机制保障,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政权的永衡性是直得怀疑的。
我们不认为“全民选总统”就是民主政治,但我们身边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基层的小干部们,以及天天叫我们要这样、要那样的官员们,还是希望自己有权选择。“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能只是挂在嘴巴上,只是用此话搪塞了事,要落实在行动上。
  不是人民急燥,是本来就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改革的动力和意向。试图用经济发展与解决民生问题缓解中国社会政治本身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二, 党政领导社会的机制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一直在探索领导体制的科学建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沿袭继承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因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体制得到了强化,文革中,则是极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体制的科学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呈现法制化、制度化趋势。但是,这种领导体制的科学构建始终是在极其有限探索、维持现状与停顿中徘徊,社会领导体制大大落后于经济社会的步伐。
自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上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自己认为他是在“为人民服务”,但我们老百姓没有人不认为他们是在做“自肥”的事情,在维护、发展、状大、稳定他们的特权。表面上是在发展经济,其本质上若亚当 . 斯密的著名论断反过来说,再恰当不过了。社会呈现的特权与特权阶层的力量日益强大,与我们党的理论与宗旨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上得不到很好地贯彻,另一方面,反腐法制建设、公共财政与事务公开、公平竞争机制建设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得不到推行。使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集聚,人民群众的心理怨气得不到失放,国家强力机关维护社会秩序演化为维护强权。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一旦社会反抗力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是火山暴发、地震与海啸。这种结果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社会不应该集聚社会发展力的内耗,而要尽可能集聚合力,要像统战工作一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社会巨大的向心力与合力,合力与向心力的大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力。一个社会是否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与合力,是社会现代化的软实力的标志。中国社会近几十来的向心力与合力一直处于减弱的状态,上层建筑的顽固、迟钝、滞后性,显而易见。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有醒的认识。
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社会领导与组织机制也要改善,加大社会向心力与合力。
第三, 中国农村与土地问题不改革,想成为强国无望。
中国农村是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基地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后方。但在工业化时期,农村相对落后状态,有目共睹。原以为通过工业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的进步,事实证明,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太大,寄希望于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城市促进农村进步,基本上是痴心妄想,我们必须在农村实行新的社会政策。
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发展问题,通过人口城市化不足以全面解决中国的农民、农村问题。农民、农村要在农业产业方面有一个全新的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从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组织入手,让农民自己解决发展问题,才可能适用于千差万别的农村实际。没有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顶层设计,农民的极积性调动不起来,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可能。
农村需要资本下乡、人才下乡,需要有钱人和能人带领他们致富;需要稳定、优惠的农业产业政策;需要金融服务等等,给政策比给钱更重要。现代社会三大产业:现代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在农村,需要明确以现代农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加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体。试图把中国每一寸土地建成工厂,几乎是痴人说梦。
农产品必须涨价,粮食产品更应该涨价,涨价的标准就是一餐饭菜价格各占一半。中国工业品价格要在维持总体平稳的态势下发展,农产品要在总体涨价的态势下发展。农产品涨价比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更加重要。
农民需要组织,需要现代公司经营农业企业,现代公司制度下的农业经营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一家一户的农业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理解成恢复封建农业制度,以适应农业生产力实际状况,它是非现代农业。
农村土地既不能私有化,也不能国有化,大面积农区只能是公司法人所有制。现在的农村土地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已经演化成“准国家所有制”。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和社会机构爱惜珍贵的农用土地,看着大量可耕农用土地被占、被荒废,有民族与国家责任感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边远地区、大山区,以及荒漠、石漠、沙漠地区才适用一家一户的农户经营体制。中国农村没有现代化,整个中国就不可能现代化,中国也不可能强大。
农村土地政策现代化和农民劳动技能的现代化,是农村、农民富裕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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