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十三五”要克服消费抑制

作者:党国英  时间:2015-06-18

   2015年2月1日下午,由中改院主办的“2020: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建言‘十三五’”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以及来自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的专家学者,来自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人民网的媒体记者等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在分析会上的发言:

  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特别是去年出台的改革举措,觉得可以审慎乐观。反腐败、国务院减少或下放审批事项以及养老体系并轨,都可以算大手笔。但经济领域的改革思路似不明晰,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过于保守,不利于中长期发展。

  个人认为决策层对未来的中长期发展的把握,恐怕需要评估。我非常赞成王小鲁刚才说的思路:储蓄和消费比例的调整仍是个基本问题。

  中国劳动者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说劳动时间最长、最辛苦。但是我们的收入水平、家庭财富水平,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如果说我们是自然经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卷入国际分工的程度很深,中国的对外贸易的程度应该是大国里头最高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可以说明我们远不是一个自然经济体。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要更好一点才对。个人认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严重的消费抑制的问题。

  消费抑制有三个重要因素。

  一是居高不下的恩格尔系数。我国现在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从近两年农业的情况看,好像农业的园艺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此下去,农产品价格还会更高,相应地,恩格尔系数还要高。吃饭成本越高,老百姓的消费倾向越低。降低吃饭成本的办法,当然主要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但这需要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支持。

  二是密度过大的居住模式。中国人的居住空间过于逼仄。在我们的城市里,居民住宅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的比重,一般为25%,而欧美这个数据大约在45%左右。这种土地规划的差异,是住房价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据本人所采集到东京数据表示,东京住房的土地价格因素和建安的成本因素之间的比率, 1:4(新宿地区)。建一个房子比如说一平米是5000块钱,建安是2万块钱。北京刚好是颠倒过来是4:1,甚至是10:1。就是说,我们为地价付的钱多,建筑安装的成本花费不高。我们动不动要拆旧房子。有资料讲,我国人均有6平米的小产权房,用小产权房的人一般不敢给住房过大的投资,因为不安全,这就造成消费抑制。1:4和4:1,对消费抑制的影响当然有很大不同。地价高,主要是对分配发生影响,对国民总消费影响不大。

  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2014年社会保障改革推进得还不错,完成或启动了两个“并轨”,这我就不说了。

  解决消费抑制问题的路径,关键是土地制度改革。我们的“三农”投入很大,中央加地方,大约在3万亿上下。欧盟的投入大约是五千亿。投入计量的指标口径,我们与欧盟差不多。分担的每个国民,我们实际上比欧盟高。当然,分担到农产品单位上,我们比欧盟低。所以,我们的隐形吃饭成本不低。

  假如我们土地制度改革到位的话,其实很多钱是可以节约下来;有些投入不如不投入。土地制度这么重要,但改革的目标比较保守。观察 2014年的改革情况,让人不乐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决策层目前只允许经营性的建设用地入市,而经营性的建设用地早就入市了,发达地区的经济性建设用地本来就是入市的,就是转给社会企业在用。欠发达地区的经营性建设用地本来就不多。这只是个法律的冲突,我们的法律原来没有认可地方做法而已。另外,农地一直在流转,范围还比较大;所以,关于土地流转的决策不是一个大的突破,主要是做了一个规范。

  关于征地范围改革,也早在十八大之前就已经提出,一直说要搞一个清单,负面清单或正面清单。现在,大体还是这个思路。

  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些官方意见还有彼此间冲突。有文件规定,农民的承包地是不能流转的,但又有文件说,搞了股份社的地方,股权可以探索流转。这就有了冲突。搞了股份社的地方,它的承包地就没有分到农户,即农业用地没有被量化、固化到每个农户身上,那么股权可以流转的话,是不是承包权可以流转?因为没有了股权,当事人就与集体脱离了关系,相当于没有了承包权。如果说这个说法能成立的话,是不是鼓励全国的农村,不管它是不是发达,都搞股份制,就把承包地收回来,搞股权改革,然后股权可以流动?新的一号文件明确说,要限制“确股”的范围,怎么确?这个迷题待解。

  总结一下。土地制度改革,在我看来对于克服消费抑制,是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但据目前情况,我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尚未发挥积极作用。“三个底线”的问题,其中一个底线是最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就是农地不能少。这个底线很好,但目前的体制是这个想法难落实。中国的城市化根本不缺地,我们城市的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出比发达国家要少得多。如果理顺机制的话,完全可以做农地既能得到保护,又能放活地方的土地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基本上说的是推进市场化,但是对于政府的统一管理体制的本身改革没有提。政府的土地管理体制不改的话,这个土地市场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恐怕就是“十三五”,乃至“十四五”都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克服消费抑制,要让老百姓花钱,但现在恩格尔系数的问题,老百姓居住的模式问题,都使我们老百姓花钱有障碍。这里有一个误解,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新的统计数据,今年统计公报讲的是农村居民收入,不是农民收入。因为我们原来的统计有问题,就是讲城市化率的时候,把小城镇以上的农业户口的人也当成城市居民,但是说农民收入的时候,指的是农村户籍居民的收入。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村居民收入,实际上就是小口径的,应该不到6个亿。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认为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是中国的钱少。我们目前城镇化率是57%、58%。我个人认为中国人钱少是肯定的,但是,消费抑制的主要原因就是储蓄和消费的比例不合适。这个问题不克服,我们发展经济,一着急就投资拉动,就会陷入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所以通过改革,克服消费抑制,让老百姓能花钱,想花钱,有花钱的动力,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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