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阿特金森: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

作者: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著 丁开杰 译  时间:2011-08-17

  托尼.阿特金森 (Tony Atkinson)著   丁开杰 译

  文章主要分析了社会排斥、贫困和失业三者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的三个要素:(1)“相对性”;(2)“能动性”;(3)“动态性”。在着重讨论了社会保障收入对社会排斥的影响以及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之后,文章认为社会保障收入是重要的,不能取消社会保障收入项目。此外,文章还举例分析了消费排斥现象。文章认为,社会排斥不仅与失业有关,而且政府政策也可能影响社会排斥,我们有必要检验所有政策建议对提高社会融合的作用。

  1、贫困和社会排斥

  本文的首要主题是讨论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三者间的关系。贫困、社会排斥和贫困概念是相关的,但是它们并不等同。在讨论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时,我们有时也交替使用贫困和社会排斥这两个术语。犬儒主义者(Cynics)曾建议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采用“社会排斥”概念,以取悦前英国保守主义政府。他们既不相信英国有贫困,也不相信贫困是欧洲委员会的恰当关怀。然而,贫困和社会排斥是不一样的。我所指的“贫困”定义来自词典,即“缺乏金钱或者物质财产(material possessions)”。这可能最终使人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shut out from society) (Tony Blair, 23 November 1997),但是社会并不必然这样。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人们可能在没有被社会排斥时处在贫困状态,而在不贫困的情况下却被社会排斥。贫困和社会排斥概念是令人混淆的,这正是人们对社会保障收入(benefits)的作用存有异议的原因之一。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三者间的关系(图1提供了一个讨论路线图(A route map))。失业可能导致贫困,但这并不是必然的。失业能导致社会排斥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定义我们所使用的“社会排斥”一词。本文的第二个主题是讨论欧盟内部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美洲和欧洲大陆,人们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的概念存在激烈的冲突。我们可以把英国看作它们中的一个代表。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断加强,这是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思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就对这种思维推崇至上。而另一方面,欧洲大陆有自己的思维,它更重视劳动力市场保障和社会合作(social partnership),强调适当的社会保护体制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这种看法过分简化了两种不同的立场(position),但是上述两种立场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基于对这两种不同思维的反思,英国对社会排斥的讨论强调工人和家庭的作用。许多政治家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加强解释为工人及其代表对劳动力市场供给调整的表现。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不应该忽视的行动者,他们在欧洲的讨论中已经引起了更多关注。当社会保障收入仅仅成为某些工人群体的特权时,政府本身就可能引发社会排斥。一些人为了更多的起融合作用的社会保障收入计划(比如公民收入)而斗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国家也有融合性,应该使福利供给和生活模式更加多元化。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行动阶层来自公司。劳动力市场上有两方行动者,我们需要考虑雇主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决策可能导致工人受排斥。为了追求高回报率,或者出于短期利益(horizon),雇主都可能不会增加雇工。公司可能并不愿在就业创造(job creation)上进行投资。在考察公司行为后,我们了解到了社会排斥的另一层面:消费中的社会排斥。如果人们不能参与日常的社会消费活动,他们就可能遭到排斥。人们对消费商品和服务的获得,部分取决于公司定价(pricing decisions)。在电力或电话等公用事业上,消费者的联系(connection)可能受到规制和公共部门政策的影响。消费排斥也是收入的一个作用,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社会保障收入及其水平的决定。贫困与排斥是不一样的,而通过社会保障提高人们的收入是任何减少排斥的计划都必不可少的内容。简单地将社会保障收入和零售价格联系在一起,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保障收入的受益者能继续参与正常的消费活动。他们在消费中受排斥,而这反过来则会限制他们参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2、失业和贫困

  美国和欧洲在失业上的差异是惊人的。1960年代早期,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代,美国当时的失业率高达5%,而欧洲的失业率较低,英国的失业率在1%左右。到了1997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大致还在5%左右,但是欧盟的失业率却超过了10%。欧洲已经从一个低失业率的大陆变成了高失业率的大陆。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许多欧洲国家失业率大幅增长,却一直没有伴随贫困增长。图2是根据国家收入贫困估计绘制的,它比较了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图2中的棱形点分别表示8个国家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的贫困率增长百分点,而横轴为1974年到1979年,以及1990年代到1993年之间的失业率增长百分点。基于45度平分线,我们可以比较贫困率增长百分点是大于还是小于失业率增长百分点。这种1比1的关系是有用的尺度。比如,来自美国的证据就表明,在195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里,青壮年男性的失业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贫困率就会上升大约1个百分点(Blank and Blinder,1986)[2]。如图2所示,西德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已经接近1比1的关系;瑞典的贫困率增长大于失业率增长。但是,英国的情况是显著的:与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相比,目前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的人口比例已经增长了两倍多(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这个比例有所下降)[3]。然而,在主要的欧洲国家,贫困仅仅增长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增长。在197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丹麦、芬兰和法国或者意大利的贫困率并没有呈现增长趋势。使用来自“卢森堡收入研究”的数据,可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斯米丁(Smeeding,1997)将低于1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0。将增加(减少)1到2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或者-);将增加(减少)2到4个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增加(减少)4以及4个以上百分点的变化计量为+++ (---)。 在1979年到1981年之间确定一个基准年,那么,英国直到1990年代早期的变化就可以计量为+++,而瑞典和挪威则计量为+,法国和西班牙的变化计量为-。在更短的时期内,西德和荷兰计量为+,但是比利时、丹麦和芬兰的变化计量为0。斯米丁总结说:在1980年代,除了美国和英国,其他国家的贫困趋势往往无涨落(smeeding,1997: 25)。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必担心欧洲的失业。然而,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欧洲开始自满于该区域的失业率水平,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对美国和欧洲对待失业的态度进行比较后,阿马蒂亚.森发现,美国的社会伦理可能非常不支持穷人,而福利国家中成长起来的典型西欧人同样也很难接受穷人。不过,虽然两位数的失业率水平在欧洲是正常的,但是按照同样的美国社会伦理,这种失业率水平在美国却是相当不能容忍的(Sen,1997: 11)。因此,森和其他学者,比如克拉克和奥斯瓦尔德(Clark and Oswald ,1994)强调失业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远不止现金收入损失。即便损失的收入得到100%的替代,个人也会受到失业的伤害。个人福利是重要的,社会整合则是更重要的。此外,就业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融合。即便有工作,人们也仍然可能遭遇排斥。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所指的社会排斥是什么意思?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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