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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圭武:均衡财富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作者:宋圭武  时间:2011-08-30   浏览次数:0

  经济危机(EconomicCrisis)就是指经济系统的严重波动,或一般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的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是巨大的。克服经济危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和思路。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制度的不合理方面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就是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探讨经济危机原因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特定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经济危机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实性。当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后经济危机具有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必然性,还“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①,而这“一系列关系”就寓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中”。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技术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熊彼特就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和创新角度来探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继熊彼特之后,罗斯托、门斯、弗利曼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熊彼特的学说和观点。恩格斯也曾说:“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张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的商业危机就来到了。”②

  一种思路主要是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在现实世界,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会导致预期和判断的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理性预期学派就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因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如货币供给变化、战争、粮食歉收)而产生。理性预期理论承认外部冲击可以引起产出额和就业数量的波动,但更重要的是货币供给变化的作用。由于货币当局随机的、不可预见的行动,导致单个经济主体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引起实际产出额和就业量的波动。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自然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杰文斯认为,任何一年收获的成功肯定依存于天气,特别是夏季和秋季各月的天气;如果天气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太阳周期,那就可以说,谷物的价格和收获将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太阳时期,并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其时期等于太阳黑子出现的时期。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政策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政治周期理论实质就是强调了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政治周期理论包括两个重要分支: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模型。前者说明在位者试图通过操纵经济来实现再次当选目标,后者分析各个参选者都代表一定群体利益并为这些群体服务。

  一种思路是从战争角度探讨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贫困”。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战争和军事研发具有很大的商业负效应。在战争开始阶段,虽然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投资需求和军事消费增加,但战争刺激起来的经济繁荣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扩张。一是战争主要考虑的是短期行为,而不考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二是战争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化,军事工业膨胀,民用工业萎缩。而当战争结束时,这种扩张和经济结构畸形就有可能导致萧条。所以,战争也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心理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原因。这里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波动时都涉及到心理因素。在早期的学者中,穆勒就曾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哈伯勒认为:扩张产生乐观主义,乐观主义刺激投资并强化扩张。衰退产生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又加剧了衰退。庇古也认为,因受交替出现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浪潮影响而产生的“判断失误”,对说明经济不稳定性有重大意义。马歇尔在1927年出版的《工业波动论》中,也把经济周期和由真实因素、心理因素以及自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联系起来。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缺少社会化分工和经济各部分之间联系较少,心理因素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那么,在当今时代,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经济系统有机化程度的提高,心理因素对经济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从众效应和放大效应,心理因素有可能也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货币角度探讨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于货币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有许多经济学家都进行了研究。在早期,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就相信周期是由纯货币因素引起。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货币因素看成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从长期看,货币增长反映在通货膨胀上。短期而言,货币波动造成了经济周期。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仅在短期内成立。

  一种思路主要是从需求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凯恩斯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笔者认为,在上述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分析中,尽管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中,有一个共同存在的现象,就是财富不均衡。

  譬如需求不足,表面看是需求不足,实质是贫富分化,就是财富不均衡。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另一方面,穷人收入太低,限制了消费和投资。所以,需求不足仅仅是财富不均衡的一种表象,深层次是财富不均衡。

  再如自然方面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其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财富不均衡,而财富不均衡又导致经济系统原有的正常循环紊乱,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系统出现问题,产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时,虽然认为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在结果上,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穷的积累。这里经济危机仍然是与财富不均衡紧密联系的。因为当财富的积累与贫穷的积累达到不可调和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另外,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制度的创新虽然可以一定程度掩盖财富不均衡的问题,但当某一环节链条断裂时,财富不均衡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如股票市场,虽然可以创造一些富翁,但这些富翁是虚拟的,当股票价格大跌时,这些富翁就变成穷人。所以,由股票市场或金融市场引发的经济问题,最终结果都是与财富不均衡问题紧密联系的。在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信用制度为房地产市场扩张提供了条件,但当信用泡沫破灭时,财富存量就会重新排列,最终就是财富不均衡,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再比如,关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当财富的重新分配产生严重不均衡时,经济系统就会不稳定,经济就会产生周期波动和危机。

  另外,从世界各国历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情况看,都是与严重的财富不均衡是密切伴随的。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日趋扩大的现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美国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100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额---48.5%。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348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1928年以来的最大额——21.8%,比前一年增加了19.8%,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美国0.1%最富有的30万人口的收入相当于1.5亿低收入人口的全部收入,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另一半人口平均收入的440倍,这一贫富差距25年来翻了近一番。尽管2005年美国的总收入增加了近9%,但90%人口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172美元,即下降了0.6%。美国的吉尼系数由1970年的0.394增加到2005年的0.467(2004年为0.466)。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实质也是美国这多年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结果,而导火索则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

  所以,笔者认为,在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探讨中,财富不均衡是一个共同的变量。这里尽管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关键是要消除财富不均衡,减少贫富差距。尤其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财富不均衡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要比自给自足经济系统更为严重。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越要注重财富的均衡问题,越要关注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

  如何均衡财富,消除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笔者认为,我们既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超越凯恩斯主义。自由主义本质是不负责任。消除贫富差距靠市场是靠不住的,自由市场本质是具有达尔文倾向的,只承认强者,不承认弱者。自由市场只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自由主义本质是强者的哲学,也是对弱者不负责任的哲学。而凯恩斯主义对解决经济危机而言,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不断地扩大和刺激需求,表面上看,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看,其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滞胀;一种是信用的膨胀和崩溃,最终由信用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应成为社会的主体和多数,富人和穷人都应是少数,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而不是哑铃型。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当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比较富裕时,经济系统运转就是健康的,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就是较强的。据研究,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要高于其他阶层,所以,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而持久的需求动力,从而可以有效减少经济系统的波动。

  第二,各国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化,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一方面,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增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应对全球化进程,应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应谨慎开放,尤其要谨慎开放金融领域。

  第三,改革货币金融制度,对信用扩张进行限制。在当今时代,货币对经济的作用是巨大的。防范经济危机,其中一半就是要重点防范金融危机。这里政府应垄断货币的发行,应限制银行信用的扩张。要加大对金融的监管力度,可考虑建立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第四,要重视发展农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经济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所以,不论什么情况,各国政府都应把农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这里农业的发展,既可以为有效避免经济危机提供条件,也可以为有效减缓经济危机的危害性提供基本保证。

  第五,要大力发展医疗、教育等。发展这些行业和领域,既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发展医疗、教育等行业,从需求角度看,这些行业本身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供给效率。同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为减少经济危机提供环境条件。

  第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制度保证。在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经济危机不转化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针对以往经济危机的经验,各国在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策的重点之一,提前考虑,提前计划。当然,忘羊补牢,也未为晚矣,但最好应防患于未然,这样发展成本也就小。可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方面的协调机构,以应对局部危机并防止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要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稳定化和制度化。

  第七,重视节约,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要对人的欲望和需求进行限制。虽说需求是经济的发动机,但需求过度扩张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应合理限制需求。如何限制需求:一是要限制生产规模盲目扩张;二是要提倡节约消费,如对一次性消费产品要进行限制等;三是大力发展各种节约型技术。

  第八,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四大均衡,即:时间均衡、空间均衡、价值均衡、实体均衡。资源配置的时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理流动,现金流和实物流应在时间空间内均衡平稳流动,而不应产生在一段时间是“小溪”在另一段时间是“洪水”的不稳定流动。如国债的发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等都应考虑在时间区间内均衡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价值均衡就是实现实体价值本身变化的平稳和协调,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变化的平稳和协调。资源配置的实体均衡就是实现实体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均衡协调。

  第九,要减少贫富差距。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导致消费不足,催生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这里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提高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大面积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工资提高对需求可产生较大拉动作用,同时,这部分需求也具有较大稳定性,从而也有利于克服需求波动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美国学者理查德·邓肯在《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曾建议建立全球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扩大全球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他认为,由于全球货币供给失控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因而必须增加总需求。提高全球工资水平,使需求稳定增加,是实现这样一个供求均衡的必要手段。对这一观点笔者也持相同看法。当然,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实现这一措施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需要各国之间加大协调的力度并尽可能统一行动。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控制富人的收入水平,要对富人的年收入定一个上限。这里也建议国家设立“慈善银行”,具体由国家管理和所有。“慈善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救济贫困,资金来源是富人收入中超过上限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由国家一次性征收存入“慈善银行”。“慈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应专款专用,目的就是社会慈善,不应以商业利润为目的,同时,对“慈善银行”也要加强管理。

  第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要大力和重点发展环保等方面的技术,要有限度开发其它方面的技术。也就是对技术开发要有所选择,涉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要优先和重点开发。在这方面,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总之,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应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因为二者在本质和深层次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第十一,拒绝战争,反对扩军备战。战争既是恶的结果之一,也是恶的原因之一。从经济方面看,战争对经济大多体现的是破坏,而不是建设。所以,经济要平稳发展,就需要远离战争,远离破坏。

  第十二,目前,中国解决好财富均衡问题,是防止未来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的财富不均衡问题已十分严重,基尼系数已到0.5左右,这是十分危险的。笔者认为,“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拐点,政策得当,国家经济就步入良性循环的长期轨道,政策不当,国家经济很可能进入长期衰退阶段,其表现就是初期是虚涨,也就是经济增长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同时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就是长期的虚滞,同时,会伴随严重的社会秩序紊乱。所以,中国若发生经济危机,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着力解决好财富的均衡问题,也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重点是要打“山头”和挖“地下”。打“山头”,就是要治理各种权力垄断性收入。一是要治理政治权力集中和垄断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要建立更加公开、多元、协商、民主的政府管理体制;二是要治理经济权力垄断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如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国家要通过立法和税收进行限制,使其保持在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上;三是要治理学术权力垄断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如对少数学霸利益通吃现象以及学术腐败,国家要建立和健全对学术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挖“地下”,就是要堵地下收入的暗流,就是要杜绝一切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收入要阳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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