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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既要推动效率导向的改革,也要推动公平导向的改革

作者:宋立  时间:2013-08-20   浏览次数:0

  [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持。

  会议重点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改革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以下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所副所长宋立的发言实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所副所长 宋立

  很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听了上面的发言很受启发,围绕三个主题发表一点不成熟意见。

  关于增长问题。首先,我们同意可能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确实已经开始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明显减速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由于潜在增长率存在方法缺陷,很难有比较统一的意见。从确定因素来看,我们的研究发现,可能2015或2016年是我国第一次明显减速年份,2019或2020可能是第二个明显减速年份。目前经济减速不能完全归结为潜在增长率下降所致。第二,我国不会出现台阶式减速。现在都谈中国经济“下台阶”,“下台阶”是个说法比较形象的说法,但可能不太准确。我们把世界各国高速增长之后的减速情况研究了一下,发现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波浪式减速,一种是台阶式减速。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是台阶式的,第二拨那些增长高点普遍比第一拨的低点还要低,总体明显是台阶式的。其他一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和韩国,就是波浪式减速,第一个浪下来,第二浪还会下去,只是第二浪高点没有比第一浪高点高,但是比第一浪地低点还是要高些。中国减速可能是波浪式的,因为我国存在两个二元结构,由此决定我国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四速格局,当然因为中间有重复的地方,现实中可能没有四速,可能是两速左右。日本和中国台湾腹地小,没有战略纵深,工业化、城市化一次性过去了。我们有地区和城乡差距,有些地方下来了,有些地方还会上去。刚才曹老师也讲了,东部下来了,中西部加快了。所以,我们觉得我国减速不可能是台阶式地下来,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几年等世界经济复苏之后,我们经济还会上升,8%以上的增长将回再次出现,甚至出现9%增长可能性都有。第三,不要刻意地去减速,日本1967达到12.4%,大家对GDP有些烦,有人甚至提出“让GDP去见鬼吧”,两年以后1969年GDP真的见鬼下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上来。因为日本1967年刘易斯拐点到来,成本上升,韩国和台湾竞争力上来了,在此情况下,该失去的市场、不该失去的市场,人为地一压全失去了,所以你不要人为地去压。第四,我国认为宏观调控有关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结合,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并重,尤其要加强供给管理。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世界经济不好,外需跟着下来。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主动调整,第三个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来。世界经济过几年肯定回回升,我们能不能跟着回去?关键是你的创新能力。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力下来,你能不能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形成优势,所以供给跟需求要结合起来。

  关于转型问题。我们认为要从开放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结构、看转型,不能从封闭宏观角度来看。如果从封闭宏观角度来看,可以说我国需求结构问题很多,但如果从开放宏观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一些所谓我国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特征。前几年我们主要从需求角度推动转型,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呢?比如出口,人家要买你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附加值不高,我不卖,卖别人去。或者你觉得你该消费率该上来了,可实际上来你又能怎么样?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在给定的,我们很难改变,如果把转型重点放在需求方面,人为压出口和投资,可能自废武功。前几年说我们过度依赖进口,其实这个说法只是在短暂的2005、06、07短期存在的,之后就没有了。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世界上偏低的三分之一国家,我们的出口依存度是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加工贸易也是世界上较低的二分之一。顺差率我们也是更加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明显失衡,顺差率比我们国家高的国家很多,且不完全是小国,其中包括了许多大国和中等规模国家。我们发现,全世界过去几年的规律就是大家的贸易依存度和出口率普遍都上去了,中国提高还不算快,有些国家顺差率上得非常快。即便是2007年我国顺差率最高的时候,放眼世界我们也不是最高的。当然我们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消费率是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投资率之所以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自己内生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这一点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第二个是全球化造成的投资和产业转移,这个过去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起来的时候也只是面临东亚的区域化。所以我们觉得结构问题要客观地去谈谈,要考虑到全球化带来的变化。顺差率高和工业比重高、投资率高是个伴生现象,东亚国家、转轨国家和一些高增长国家都里存在“三高”现象,我们发现在东亚国家,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有关,这也反映了东亚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我们觉得转型、调结构有关主要进行供给调节。需求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一个国家自己进行需求调整意味着自我牺牲,而调整供给结构则可以形成新的优势。一方面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包括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该出的还要继续出,我们虽然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力有所下降,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竞争力正在形成中,这就看你把资源往那儿放。当然有一部分产能,就是我们对应全球化发展起来的那一块过剩产能,可以转到其他国家去。对应我们内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投资,该投的还得继续投,这方面我们本来就有不少欠账,现在是补欠帐的最好时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在基础设施投资峰值过后,很多都将设备更新投资作为重点,通过减税、加速折旧等来推动,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强的方面。

  第三点是关于改革。我想讲一个观点,既要推动效率导向的改革,也要推动公平导向的改革。80年代的改革不仅是在效率方面,同时也在公平方面深入推进。90年代以来的则主要集中在效率方面。对增长和发展有用的改革推得比较快,对增长关系不太大的改革推得比较慢。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期,短期看技术上难有重大的突破,必须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公平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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